著名律师田文昌曾办过这样一个案子，两个台商在广东佛山做制鞋生意，产生了民事纠纷。一方不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而是出钱让当地公安介入，抓捕了另一人。在看守所里，遭遇刑讯逼供，办案人员毫不忌讳跟他讲是收了对方的钱，还称他出去后如果给钱，也能替他抓人。打了几年官司，被告最终被判无罪。
这并不是一起孤案。权力机关不恰当，甚至是非法介入企业家之间的民事纠纷，早在八十年代就出现了，但在近年来频繁发生，且愈演愈烈。针对这些现象，、最高检多次发文明令禁止，甚至在2010年，最高检曾详细列出哪些经济纠纷才能被立案追诉，但依然没能有效制止。
民事纠纷刑事化的现象是什么样的？为何会愈演愈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周刊》记者采访了有“中国刑辩第一人”之称的田文昌律师。他曾亲自代理过多起民事纠纷被刑事化的案子，所在律师事务所也举办过关于民事纠纷刑事化的研讨会。
中国周刊：三年前，由您所在律师事务所牵头举办了“民事纠纷刑事化与和谐社会之冲突”的研讨会。为什么会举办这个研讨会？
田文昌：举办这次研讨会的初衷，是律师办案过程中的有感而发。近来，民事纠纷刑事化的问题日益严重，日益普遍化。出现了很不正常的倾向，一些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出现纠纷和利益争端的时候，会利用司法机关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
田文昌：民事纠纷并没有涉及到犯罪的问题，应该通过协商、诉讼、仲裁这三种方式来解决。有的是，这样走了，没走通，没走下去。还有的是干脆我就不走这条道，让公安抓人可能更快捷。直接让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介入，利用公权力达到目的。
田文昌：争议的数额很大，利益驱动力强。被追诉的当事人往往是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家。罪名也相对稳定。诉讼程序极其复杂且相当长，诉讼中罪名不断变化。
田文昌：合同纠纷、欠款纠纷、股东纠纷、员工纠纷这些方面多一点。这些纠纷常常转化为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侵占、挪用、虚报注册资本、抽逃资金、伪造公务印章等等，因为这些罪比较贴边。
田文昌：有些是立法等技术层面上的，但从立法上来看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的界线是越来越清楚，制定得越来越明确。更大的原因还是在执法上，利用公权力。这两者是结合的，利用公权力也得找着理由啊。执法机关不恰当的将民事纠纷用刑事手段来处理，最根本的还是跟法制环境有关。
田文昌：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跟整个法制环境有关。有的走民事不公平，有的走民事太慢，有的就没理，有的就不懂法，就想着抓人，抓人快。这样下来，有一种非常负面的示范效应。看你这么干，他这么干，都这么快，都得逞了。
有的案子是这样的，我和公安的利益绑在一块了，到后来是骑虎难下了，我想撤公安都不让撤了。我办过好多夫妻、亲、亲父子、亲兄弟这样的案子，有些经过别人的劝说决定收，但收不回来了。为什么？你收回来了，别人怎么办？已经绑在一块了。把他抓了，得的利益，咱俩要分的。
田文昌：强大的利益驱动，他就这么做了。从公安进入侦查开始就被刑事化。有的就是利益链条，绑一块了。钱的作用非常大，也有权力。上级的干预，是不得不去做的。领导批案是很严重的。这次的刑法修改，我们那天开会还在提，律师能不能提案增加一个罪名，关于领导干预案件。这段时间，那么火的“关说”。我们有多少“官说”啊。哪怕判一年也行啊，就老实了。但这个难啊。我办过一个台商的案子，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给弄进去了，看守所里人就对他说，别人花钱把你弄进来了，我们没办法，等你出去后，你给我钱，我再抓他。
田文昌：少，得逞的多。这是最可怕的。权力机关被利用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成功的也有，但很难。西安有对合作了十多年的香港房地产商，产生了纠纷，一个把另一个给弄进去了，判了十多年。我给打了三年多，打出来了，无罪释放。后来他来找我，要把对方给弄进去。我说我救了你，尽心了，不愿意帮你弄他人。最后他真是找人把那人弄进去了。
我找出他们错误的证据多了，可别人就是不理你。我们国家有错案追究，这是双刃剑。有的一错到底，我不能认错啊。
中国周刊：民事纠纷刑事化的现象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也在十年代多次就此现象发文。为什么屡禁不绝？
田文昌：法制环境不好。公安机关权力过大。权力干预，独立性没有了，制约性没有了，程序没有了。法律的公正最主要靠程序来保证，你没有程序怎么保证？个人说了算，法律算什么？证据链没用，有的是你说了也白说，有的是说都不让你说。
中国提出“依法治国”时，标志性的改变就是法检两家规格提高了，两高的院长高于部级半格，副国级。不动。十年前，长个人的级别高过检方。我们一看就知道坏事了。公安成了老大了，你的事谁敢不给你做啊。
中国周刊：2010年，最高检和甚至联合发文，详细列出86种能立案追诉的经济纠纷。如此细的措施，为何还不能有效制约民事纠纷被刑事化？
田文昌：管不了。那是口号，没有机制的设计。发现的有处罚的，但能让你发现吗？真发现的话，真处罚吗？那也不一定，力度不够。没有很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而有很强大的利益。现在最可怕的是，公检法机关办案收缴的赃款他们是提成的，这是政策允许的。一部分交国库，就地留一部分。这怎么能行？所以很多公检法愿意奔钱去。你看公检法的大楼盖得那么漂亮，怎么盖的？收缴赃款的提成成了财政上的支持了，这是绝对不应该的。这种动力多可怕啊。
还有一个是指标制，这都多少年了。公安局，检察院都有指标，一年必须得办几件这样的案件，否则就过不了关，交不了差。公检法办案的指标制是很害人的。办案定指标、打黑定指标，这是非常愚昧的做法。
中国周刊：对于违规、违法将民事纠纷刑事化的做法，是否有针对当事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相关责任人的处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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