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某与夏某原系男女朋友关系。2018年7月1日11时许，白某通过银行转账及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共向夏某支付20万元。当日12时许，夏某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向白某返还5万元，并于次日，再次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返还5万元。剩余10万元，夏某未返还。上述款项，白某主张系夏某所借，要求偿还，故诉至法院。
夏某辩称：1、涉案款项系双方恋爱期间白某自愿转款，并非基于借贷意思表示，且白某亦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该转款属于赠与行为，且已经履行完毕，没有法定撤销情形；2、夏某没有向白某借款的需求，当日及次日双方互有转账，不符合一般借贷的交易习惯，款项是用于双方日常消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当事人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以及夏某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基于情侣的特殊关系，恋爱期间的小额财物赠与或者日常的消费支出应当认为是维系感情的必要支出或系双方的共同消费，不应当要求返还。案涉金额为20万元，已经超出了情侣之间的日常消费支出，应当进一步审查转款发生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白某为证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提供有转账记录为证据，夏某认为系赠与行为，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依据法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
故对夏某的该项辩称，法院不予采信。另，夏某在收到20万元的当天及次日均有转回款项的行为，但其并不能准确说明该转款行为的性质，法院认为其有还款的意思表示。故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白某已经向夏某支付借款，夏某应当返还。
恋爱期间容易发生双方无偿赠与、共同支出、资金借贷之间难以区分的情况，是否要返还要根据该行为的性质而定，如果是恋爱期间的借贷，那么应予以返还；如果是赠与，一要看财物金额大小，二要看是否以结婚为目的或者为条件。
而情侣之间的赠与行为与双方的恋人关系密不可分，其中包含了联络感情和表达爱意的意思表示，如果在恋爱期间，赠与的金钱并不以结婚为目的，而是为了表达感情，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小额的给付等属于一般性赠与，在恋爱关系终止时，赠与方不能要求主张返还，对于大额的金钱赠与，当事人往往以结婚为目的，可视为一种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当双方无法缔结婚姻关系时，赠与一方的赠与目的无法实现，故接收的一方则构成不当得利，应该予以返还。
吴某、杨某系夫妻关系，2017年11月15日，王某通过女儿账户向杨某汇款70万元，客户附言为借款。王某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吴某、杨某偿还借款及利息。
案件审理过程中，王某主张该笔款项为吴某、杨某向其借款，吴某、杨某予以否认并向法庭提交了相应证据。吴某、杨某辩称，他们与王某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认可收到了王某的钱，但王某主张的70万元是由于双方之间另外的合同关系产生，该笔款项系双方合同款项，前期合同款也是通过同一个账户转账的，故不同意王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某虽提交转账凭证，但吴某提出抗辩并提交证据证明王某与吴某之间确有其他合同关系存在，该合同款项的支付方式与本案转账方式基本一致。在此情况下，王某应当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证明责任，但王某未能提交其他充足证据证明其与吴某、杨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若能够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并非借款时，应当由原告进一步举证证明各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若原告不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陈某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甲公司签订《入伙协议》，约定设立有限合伙的目的是投资某教育产业投资基金项目。该基金项目经私募基金公示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甲公司为基金管理人。
陈某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出资500万元，预期收益为年利率12%。此后陈某将500万元汇入投资中心账户内，陈某被登记为投资中心的投资人。投资期限届满后，陈某收到投资中心支付的部分投资本金和30万元投资利润。陈某诉至法院，要求投资中心、甲公司返还剩余投资款及收益。投资中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注销。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陈某虽然与投资中心、甲公司签订了《入伙协议》，但陈某的投资期限仅为一年，且按期收取固定收益，甲公司保证兑付本金和收益，陈某并不参与投资中心的经营事务。故双方的法律关系名为合伙，实为借款合同关系。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已届满，投资中心、甲公司未返还全部借款本金和利息，已构成违约，法院对陈某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案件定性是法官审理民间借贷纠纷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其中一类为以其他关系掩盖民间借贷关系，如本案涉及的以投资理财关系掩盖民间借贷关系。
本案中，《入伙协议》中约定保证“合伙人”的固定本息收益，虽然资金的使用方向、资金的性质、投资变现形式、入伙退伙等部分内容的约定更像是私募基金，与普通的民间借贷约定有所不同，但其实质依然为“合伙人”出借资金，“基金管理人”保证“合伙人”在合同期间的固定本息收益，“合伙人”并不承担投资风险。该类型协议虽名曰投资，但实质依然为民间借贷。
杨某经人介绍了解到某投资管理公司。该投资管理公司主营“养老”相关项目，并向杨某推荐了一款“资产养老产品”。杨某与该投资管理公司签订资产养老服务合同，约定由杨某的房子作为抵押借款327万元用于养老，投资管理公司每月向杨某支付16350元养老金，并代杨某向出借人偿还利息。
杨某与吴先生签订借款合同，借款327万元，双方约定利息，杨某以自有的房产抵押担保。投资管理公司在支付杨某几个月养老金、代付部分借款利息后，便终止了这种行为。后吴先生向法庭起诉要求杨某偿还借款并实现对房屋的抵押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因投资管理公司涉嫌刑事犯罪，故裁定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近年来，多地出现了借“以房养老”概念进行非法集资或者转移老年人房产的案件，导致众多老年人损失惨重。真正的以房养老又称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指拥有房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将其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或商业银行，但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置权，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
老人身故后，保险公司或商业银行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将优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而“以房养老”骗局则是以国家政策鼓励为掩饰，通过构建形式上的合法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并向老年人承诺以代还借款利息、每月支付“养老金”等行为，骗取老年人信任，并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作为实际目的，最终侵害老年益的犯罪行为。
面对金融市场上架构复杂的理财产品，法院提示老年人，对于那些收益明显过高，无法核实资金用途，以及非商业银行及正规保险机构外提供的养老项目，一定要高度谨慎，谨防陷入金融骗局。
进钱公司（化名）在网站上发布借款公告，王某向进钱公司申请借款。进钱公司找到出借方张某后，2017年5月27日，张某与王某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张某向王某出借4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6月15日起至2019年6月14日止。王某采取等额本息的方式还款，王某应于每月14日还款19 776.9元。《借款合同》还约定，若逾期还款，王某应向张某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照逾期当月应还本息金额的10%加上应付本息金额的日万分之五。
张某分别于2017年6月2日、2017年6月5日依据《借款合同》约定的收款账户向王某转款共计40万元。张某与王某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一》，将借款期间变更为2017年6月2日至2019年6月14日，首个付息日还款总额调整为21 289.24元。王某于2017年7月14日还款21 289.24元，2017年8月-2018年5月每月14日偿还19 776.9元，截至2018年6月14日尚欠本金228 470.94元及利息16 311.13元未付。
经查，张某是进钱公司员工，海淀法院通过审判系统查询的2018至2020年张某在本市法院起诉的同类型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共计12件，已结1件，剩余11件未审结。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近两年内，张某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本市法院起诉12余起，被告均为不特定他人，其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其签订的借款合同因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而无效。依据《民法总则》第157条、《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双方对于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同时应当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同期利息损失。
关于职业放贷行为的认定，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纪要》第53条规定“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为为职业放贷人。”
2019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首次规定了情节严重的职业放贷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处罚，将职业放贷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职业放贷行为具有经常性、反复性、借款目的营业性三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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