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商贸活动的迅猛增加，债务纠纷亦愈发增多。由于法律意识淡薄、监管体制疏松、维权程序繁杂等多种原因，部分债权人走上了以扣押、拘禁债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的方式索取债务的违法犯罪道路，致使因债务纠纷引发的非法拘禁案件骤增。2011年、2012年，东营区院受理审查批准逮捕非法拘禁案件分别为5件7人、8件20人，2013年增至23件61人，同比增长65.2%，其中仅因债务纠纷引发的非法拘禁案即达15件42人。此类非法拘禁案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危害公民正常的生活和人身财产安全，应该引起全社会尤其是公检法机关的高度重视。
第一，犯罪主体多为中低收入群体，文化水平低下，法律意识淡薄。东营区院2013年受理此类案件犯罪嫌疑人中高中文化占7.1%、中专文化占16.7%、初中文化占66.7%、小学文化占9.5%。
第二，引发非法拘禁的债务多数为合法债务，系因买卖关系、借贷关系、劳务关系引发的债务纠纷。此类案件中被害人即债务关系中的债务人往往对所欠债务予以认可，犯罪嫌疑人凭借借条、借款合同、工程合同等合法凭证将被害人诱出并对其实施非法拘禁。例如，成伟涛等四人非法拘禁案中，四名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非法拘禁长达11天，因被害人家属报警而案发，但被害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始终表示其与犯罪嫌疑人系朋友关系，因生意失败而欠款，并表示对四名犯罪嫌疑人予以谅解。
第三，此类案件多为共同犯罪，且人数众多。经事先预谋，债权人通过纠集社会上一些不良青年或者直接委托所谓的“要债公司”向债务人索要欠款，并许以一定的好处，债权人往往不直接出面，而由委托人凭借“要债委托书”对债务人实施扣押，债权人的“授意”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的共犯。例如，陶举、赵俭伟等六人非法拘禁一案，犯罪嫌疑人陶举替被害人侯占明担保并偿还欠款5万元，因久寻不着侯占明，遂委托赵俭伟等人替其索要债务，赵俭伟等人将侯占明带至其办公室拘禁并实施殴打。
第四，拘禁手段多样，多数案件存在暴力殴打、侮辱情节。犯罪嫌疑人有的采用欺骗手段骗走被害人进而拘禁，有的直接将被害人强行扣留，有的则直接采用暴力手段绑架被害人。犯罪嫌疑多随身携带电棍、刀、胶带等工具，控制被害人后，采取、侮辱、殴打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联络家属朋友偿还欠款。东营区院2013年受理案件中有8件存在殴打、侮辱情节。例如，王大鹏、赵越高非法拘禁案中，犯罪嫌疑人为索要欠款，多次体罚、殴打被害人赵营宾，让其长时间蹲在地上，并用棒球棒多次击打赵营宾手臂及背部，致使赵营宾左臂及后背上大面积瘀伤。
第五，拘禁过程呈流动性。此类案件中，因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目的系索要欠款，故其往往并不是将被害人拘禁于一个固定的场所，在被害人提出去某处筹款或者将余款取出还款时，犯罪嫌疑人遂使用暴力手段挟持被害人一路跟随直至欠款偿还或被公安机关解救。
第六，案件性质容易发生变化，社会危害性大。从受理的案件看，一些犯罪嫌疑人实施行为的初衷只是为了索要债务，但当其控制被害人后往往“狮子大开口”，索要数倍于自己债务的钱财，使行为的性质发生转变。有的采用暴力手段，故意殴打被害人，造成重伤或死亡的严重后果。如安博等六人非法拘禁案中，被害人在拘禁过程中遭受殴打、侮辱，为反抗致一名犯罪嫌疑人死亡。
一是犯罪嫌疑人文化水平较低，法制观念淡薄，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欠钱的躲起来，我不扣他，我怎么要钱”，这些成为多数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他们把自己放在了受害人的位置上，而索债的手段是否合法却往往被忽略。在承办人讯问的过程中，犯罪嫌疑多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犯罪，甚至理直气壮，大呼冤枉。
二是行业监管存在漏洞，民间高额借贷盛行。在高额利益的趋势下，许多无业阶层通过外放高利贷牟取暴利，东营区范围内有大批投资公司、咨询公司披着合法的外衣，实际上就是高利借贷公司，这些公司大多雇佣着一帮“打手”、“专业要债的”，在债务人被高额利息逼迫破产、无法偿还本金时使用非法手段要债。
三是民事诉讼、劳动仲裁程序繁琐，执行力差，令债权方望而却步。许多债权人发生债务纠纷后也曾试图通过法律途径，采用诉讼、仲裁程序的方式解决矛盾，但苦于诉讼期限过长，程序过于繁琐，而且在法院作出判决后执行难度依然很大，存在“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致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失去信心，遂产生使用非法拘禁的手段索要债务的现象。在承办人讯问其为何不采取合法手段索债时，犯罪嫌疑人往往不屑一顾。
四是打击力度不够，致使罪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犯罪的老路，甚至对债务人打击报复。非法拘禁罪最高刑系三年有期徒刑，立案起点与量刑标准与非法拘禁的时间及具体情节密切相关，如若因合法债务引发的犯罪或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则可从轻量刑。如此一来，大批罪犯仅被判处拘役、缓刑，很难实现打击犯罪、预防教育的效果。许多专业讨债人员认为就算违法也就是在看守所待几个月，故长期以此为生，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给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现实危险。
五是基层治安、社保组织未发挥应有作用。村(居)调解委员会、乡镇司法所、派出所、人民法庭等基层组织没有发挥各自在调处民间纠纷中的职能作用，对于群众之间的债务纠纷疏于管理，未能将矛盾化解于萌芽状态。实践中，债权双方因债务纠纷产生矛盾报警后，存在派出所出警人员以民事纠纷无权管辖为由不予处理的情况，致使债务人丧失被解救的时机而引发非法拘禁犯罪。
因债务纠纷引发的非法拘禁案件数量的剧增，给国家、社会、人民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应当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此类案件的发生是当务之急。
首先，应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广泛运用传单、标语、报刊、新闻、网络等媒体，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使群众对非法拘禁等案件的性质以及触犯法律应当承担的后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通过宣传，增强群众对公检法机关执行力的信心，引导群众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次，应协调各级司法机关，尽可能的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增强执行力度。诉讼过程繁冗、拖沓，即便胜诉也很难保证执行，是债务人放弃合法手段索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诱因之一。合法债务的债权人往往系无奈，急于追回债务，通过民事诉讼追讨债务有时需要数月甚至数年，致使债权人因时限而破产、倒闭，也直接导致其对司法机关丧失信心。因此，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确保诉讼文书的有效执行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直接手段。
再次，通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规制民间借贷，形成有序、有效的行业监管机制。联合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部门，规制投资公司、咨询公司等行业准入制度，在源头上掐断高利贷公司为自己披上合法外衣。通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清理民间借贷行业，并以此为机，形成一套系统、全面、有效的监管机制。
第四，应加大打击力度，以儆效尤，使群众认识到违法犯罪的严重后果。因债务纠纷引发的非法拘禁犯罪虽系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罪，但仍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对使用暴力手段殴打、侮辱被害人的、造成重伤、死亡严重后果的、黑恶势力介入犯罪的，司法机关应严厉打击。
最后，应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调解矛盾纠纷中的职能作用，将矛盾扼杀在萌芽状态。在发现民间纠纷不良苗头时，各基层组织、职能部门应充分发挥各自特长，积极参与调解，相互配合，妥善处理，防止矛盾转化、升级。大多数民间债务纠纷系产生于亲属、邻里、朋友、合作伙伴之间，若能够在矛盾产生之初，及时发现，在司法程序之前进行合理的调解，使双方损失均达到最小，则可避免违法犯罪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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