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拆迁本是皆大欢喜的好事。一栋30平方米内环内的房屋拆迁，所得拆迁补偿款对普通人家而言并非小数目。
然而，正因牵涉经济利益重大，不少人会为拆迁款的分配问题起纷争，有些甚至对簿公堂，本案即是由一起拆迁纠纷引发。最终虹口区法院确认原告身份，并判决认定他可获拆迁补偿款8万元。
虹口区天镇路的一处私宅，原土地使用证记名人为王大业，自上世纪50年代，该房一直由王大业夫妇携三名子女王美丽、王贤妹、王志业三人共同居住，此后儿子王志业与妻子结婚生下女儿王海云，一家三口也居住在老宅中。到上世纪80年代，王志业的两个妹妹王美丽、王贤妹先后户籍迁出。到了1992和2000年，王大业夫妇先后去世。至2012年拆迁，老宅已经静静地承载了这家人半个多世纪的生活沧桑，此时房屋内有王志业一家三口的户籍在册。
2013年，王志业作为代理人与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分得了一笔可观的补偿款，为此两个妹妹与王志业就补偿款如何分割发生纠纷，两个妹妹认为自己是被征收房屋的共有人，应依法享有房屋征收补偿款和房屋安置。所以要求王志业一家三口向自己支付征收利益200余万元，而王志业一家三口则认为两个妹妹户籍及居住均不在被征收房屋，且三层房屋中的两层均是自己出资翻建的，所以两个妹妹应得份额仅是房屋一层价值的三分之二，也就是40余万元，由于差距过大，兄妹几人协商不成只得对簿公堂。
正当兄妹几个为动拆迁款分割问题在法院争得不可开交时，半途杀出了“程咬金”，一个名叫王大志的人申请参加诉讼，他提出自己也应分得四分之一的补偿款。这个王大志是谁呢？
对于兄妹三人而言，王大志并非陌生人。原来早在兄妹仨出生前，王家夫妇因多年不育，就从王大业的妹妹处过继了一个10岁的男孩，这个男孩不是别人正是王大志。说来也巧，也许大志多福，他的到来让王家夫妇接二连三地添丁，王家夫妇喜上眉梢。据大志所述，虽然自己并非王家夫妇亲生，但王家夫妇一直待他视如己出，而他也把王家弟妹当成自己的亲人，经常照顾弟妹几人的生活起居。此后，自己虽回到浙江老家生活，户籍也随之迁回，然而毕竟生活多年朝夕相处，自己与王大业一家人还是时常走动，逢年过节总不忘互致问候。1992年养父王大业去世时，自己还作为长子参加追悼会并致辞，为此王大志当庭出示了参加追悼会时拍摄的全家照。对于动迁补偿款，王大志认为自己是王家夫妇的养子理应分得四分之一的补偿款。
对于这个不速之客，两个妹妹显得尤为抵触，他们觉得王大志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户口就迁回了原籍。他回乡后，与父母来往甚少。父母亲的墓碑上没有刻上他的姓名就是最好佐证。因此，两个妹妹极力否认王大志的养子身份，不同意他分得任何补偿款。
王大志希望法院能为其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然而，王大志所主张的收养行为发生在1954年，时间久远，而且当时我国尚未建立收养制度，更无专门的收养法律法规，没有任何收养手续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再加上发生本案所涉争议时，收养关系中重要的一方收养人王家夫妇早已过世多年。因此，案件审理一度陷入重重迷雾之中。为此该案的承办法官不得不亲自深入调查以还原这家人的经年往事，一方面承办法官调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特别是抓住一切能够反映当事人关系的材料来查明案情，如王母于上世纪50年代填写的职工简历表上赫然写着儿子王大志，又如王美丽于1977年填写的《上海市中学毕业生登记表》中，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也写有哥哥王大志，再如王志业填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职工登记表》中，家庭人口一栏中亦写有哥哥王大志的名字，大量的档案资料初步还原60年前王大志与王家夫妇之间生活关系。另一方面，承办法官实地到王大志、王志业等有近亲属的浙江省宁波多地进行走访，从同辈、同龄、知情的近亲属等人处搜集材料，进一步还原了王大志与王家夫妇之间的特殊关系。
在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取证后，法院认为，事实收养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施行之前，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已建立的收养关系的法律定义，其客观表现是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共同生活多年，收养人履行了抚养义务，以父女相称，建立了事实上的父女关系。结合本案的相关证据，以及上海、浙江两地的证人证言，法院认定，王大志与王家夫妇之间业已建立事实收养关系。王大志作为养子，适用法律关于父女关系的规定，即享有与王家三兄妹相同的继承父母遗产的权利，其有权作为被征收人分得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但考虑到王大志自返回原籍后，与养父母往来稀疏，且对养父母所尽赡养义务较少，尤其在养父去世后，对养母缺乏关心，所以对征收补偿利益应酌情少分。
据此，法院判决确认王志业支付王大志8万元，同时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和查明事实判令王志业支付两个妹妹各60余万元。至此，一起牵涉两代人纠葛，承载了半个多世纪的陈年旧事终于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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