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原告程先生通过场外配资的形式作为配资方委托他人进行股票交易，委托期结束后亏损严重想挽回损失，将受托方范先生诉至法院。经上海宝山法院审理，依法判决驳回了原告程先生要求被告返还炒股本金等诉讼请求。
2017年1月，程先生提供其姐夫倪某的证券账户交于共同的相识朋友范先生，口头委托范先生使用该账户进行股票交易。“因为范先生之前在证券公司工作过，担任客户经理，就觉得他炒股应该比较专业。”程先生说道。
出于信任，委托时双方并未签署相关协议。程先生将360万元转入指定第三方倪某的账户，其中程先生出资300万元（另60万元由范先生投入作“保证金”）。之后,截至2017年12月，该股票账户主要由范先生操作，程先生偶尔操作。期间，范先生先后多次向程先生个人账户转账共计50万元。每次程先生收到转账后均将钱款转入股票账户中，用于继续炒股。范先生后续亦有资金投入。
委托投资期限结束后，因炒股亏损，程先生担心自己投入的资金返还会有问题，便于12月与范先生签署书面《融资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甲方（程先生）愿意根据本协议将第三人倪某的股票账户委托给乙方（范先生）进行沪深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投资交易，账号初始总资产360万元（甲方资金300万元加乙方保证金60万元）；在账户资产净值触及预警线和平仓线时，甲方享有平仓权，风险增加时乙方应追加保证金，甲方每月只收取固定综合管理费、不承担盈亏。
协议签订后不久，程先生修改上述股票账户密码收回股票账户。截止2018年3月，涉案股票账户内股票全部售出，账户内资金仅余156万余元。扣除已收取的账户综合管理费及前期部分盈利，程先生总计亏损近74万元，而范先生总计亏损124万元。
程先生为讨回炒股亏损金额，先是以民间借贷为由向上海宝山法院提起诉讼，认为是借钱给范先生炒股，诉请范先生归还借款。法院经审理，认为程先生与范先生的关系不属于民间借贷，驳回了程先生的诉请，该案经二审维持原判。
不甘心亏损的程先生认为，根据协议约定，亏损应当全部由范先生承担，故再次以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为由，将范先生诉至上海宝山法院，请求范先生返还初始委托资金、支付综合管理费并支付逾期利息等。
庭审中，被告范先生辩称双方签订的《融资合作协议》属于场外配资合同，原告是配资方，被告是融资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个人与用资人的场外配资合同无效。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实际损失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予以承担。而原告通过提取盈利、收取管理费等后，实际亏损并不高，这部分损失应该由原告程先生自行承担，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范先生的诉讼请求。
上海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融资融券作为证券市场的主要信用交易方式和证券经营机构的核心业务之一，依法属于国家特许经营的金融业务，未经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配资业务。而从本案《融资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该协议的性质应为场外配资（所谓场外配资，是银行、信托、民间配资公司等非证券经营机构向投资者提供的股票融资行为）。原告程先生在没有股票配资资质且不可能取得资质的情况下，从事配资业务，与被告签订《融资合作协议》，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且配资方是主要过错方。因此，《融资合作协议》被认定无效后，原告程先生作为配资方依据协议约定，请求被告范先生向其支付约定的综合管理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不仅如此，原告依协议所取得的综合管理费等，还应当予以返还。
对于账户炒股亏损，原告程先生作为场外配资合同无效的主要过错方，也应承担主要责任。根据查明的原、被告亏损，原告程先生总亏损73.5万余元，而被告范先生则亏损了124万元，被告的损失远大于原告，故原告再要求被告返还配资款及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因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律师费也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综上，上海宝山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程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后，原告程先生不服提出上诉，上诉过程中撤诉，目前该案已生效。
11月2日上午，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十一指导组组长王秀峰一行到最高人民法院调研座谈。王秀峰传达了党史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座谈...【详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暨“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2021年度”宣传活动启动新闻发布会
添加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