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B称，陈A结婚后与丈夫获得呼玛四村某房屋的分配，住房调配单虽只登记陈A丈夫一人名字，但从分配获得21平米的面积来看，是考虑了其一家三口的份额。另陈A在1998年其丈夫父亲的长宁路私房拆迁中也获得安置，但因时间久远未能查到材料。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在册户籍人员是否应认定为系争房屋的同住人。除承租人于某，陈A方和陈B方均认为对方当事人非实际同住人，不应分得征收补偿利益。
关于陈A方，虽然1998年陈A方的户籍在长宁路房屋内，但该房屋为私房，除非有明确证据证明陈A方在该私房动迁中享受了因人口户籍因素获得的安置利益，否则，不应因他人私有的房屋拆迁将陈A方认定为已享受过动迁安置。陈A丈夫单位新配的呼玛四村房屋，新配房家庭成员未写明陈A名字，无法认定陈A亦享受了单位的福利分房。陈A方后在系争房屋申请加层，也实际长期居住，后虽因自购商品房搬离，但对陈A仍应以系争房屋的同住人认定。
关于陈B方，四平路房屋系陈B岳父单位根据离休干部政策分配，当时陈B户籍仍在系争房屋，故四平路房屋增配与陈B无关。
综上，系争房屋同住人为承租人于某、陈A和陈B，房屋价值补偿款应由该三人均分，其他奖励补贴等费用归实际居住承租人于某所有。
二审过程中，上诉人于某、陈B方感觉自己一方律师实力偏薄弱，而对方聘请的是某知名房地产律所的大牌律师。于是通过多方打听，联系到“旧改征收律师”团队首席顾问雷敬祺律师，经过雷律师分析和团队综合评判，一致认为该案的突破点在于1998年陈A方在长宁路私房拆迁中是否获得过安置，但该材料一审律师已经穷尽了一切手段，都未能调取成功。但这并不能难住我们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团队，我们发现一审律师调查方向有误，申请调查事项也不明确，可能存在被调查单位相关人员敷衍了事的情况。于是，在当事人委托之后，我们经过多方努力，最终调取了1998年长宁路私房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作为新证据提交给二审法院。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作为非产权人在他人所有的私房拆迁过程中被明确为安置对象，享受了福利，则应认定其已享受过相应拆迁安置。本院审理中，于某、陈B方提供了《上海市房屋拆迁货币化安置协议》，该协议表明长宁路私房动迁过程中，陈A方被作为安置人员享受动迁安置，故依照规定应当认定陈A方享受了相应的福利。
此外，陈A丈夫单位分配的呼玛四村房屋，虽受配人只有其丈夫一人名字，但结合分房时的原住房人员和分配后房屋的面积，应认定该房分配时考虑了陈A方一家的因素。
综上，本院认为，陈A方享受了相应的分房福利，他处有房，且无居住困难，不符合系争房屋同住人的资格，无权获得系争房屋的征收利益。
本案中，由于我方提供了新证据，于是使得本案结果发生了逆转。但，纵观本案过程会发现，双方一审中还是提供了相关证据的，但均未能驳倒对方获得法院支持，有很多原因，法院出于利益均衡考虑各打50大板的做法也是一个因素。
私房拆迁安置是否属于享受过住房福利存在争议。一般认为，非产权人在私房拆迁中被认定为安置对象，即认定为享受过住房福利，产权人不算。当然，还需要考虑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货币安置的金额、房屋安置的面积是否达到当时的最低标准等。
一般以调配单上记载的家庭成员名字来认定受配人，但实务中法院会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判断，比如调配单虽记载一人名字，但系婚后单位分配、分配面积高于当时人均最低标准、分配时的户籍情况等，也可推定为家庭共同受配。当然，法院还会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