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差不多一年，我们去跟工商局反复磋商：你看我们新东方是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品牌吧，我们的总公司必须跟下面的学校名称一致，这样我们到全国各地去办学校，才能叫新东方学校，而且教育局给我们新东方这个牌子，已经给了十年了，毫无疑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后来工商局考虑到了新东方的品牌要素，也因为当时我在江湖上已经有了点小名气，最后终于同意，把“东方人”三个字改成了“新东方”，就有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公司。
后来我说：“未来的发展方向，教育一定会跟科技结合的，所以最好把‘科技’两个字也放进去。否则未来你再去加，说不定就很难了。”
新东方是一个后置概念。现在的创业公司比较好做，一上来就把股权先分配了，再有新人进来，再有新的期权，最后投资者进来，再稀释股权，再增发。现在听上去好像好简单，就是一个正常的商业流程，但是在2001年左右，这件事情是非常复杂的。
什么增资,什么股权分配,什么期权概念，当时中国几乎都没有，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后置概念。就是说，我们成立了公司，原来有新东方，新东方是大家承包的，股权是不清晰的，现在就要倒过来分配。
倒过来分配是什么概念呢？当时的新东方，我们认为贡献比较重大的人有11个，我们就在11个人中间进行分配，其他的老师先放到一边。那么这个分配，就要对过去做的贡献来进行评价，因为要有对过去做出的贡献的评价，才能确定我们未来的权益问题，所以大家就讨论。
刚开始谁都不愿意说我应该拿多少，我也不好说。其实当时我要强势一点，我拿个百分之六七十，估计大家还是会同意的，但我想这帮哥们在一起干了六七年，如果我一上来就说要拿百分之六七十，他们不就会很失望嘛，变成他们小头而我大头了。
所以讨论的时候，我就第一个表态：我可以放弃控股权，就是说我可以拿到最多49%，剩下的51%大家可以分配。
后来咨询公司就说：“俞老师不行，你不能放弃控股权，因为现在你们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万一你放弃控股权了，他们一投票， 51%的股票加起来，把你给轰走了，那新东方就不是你的了，所以你不能放弃控股权，无论如何你要占到51%以上。”
我说：“第一我不认为如果我放弃了控股权，他们就会把我给轰走。”当然这句话后来其实实现了，他们真的把我轰走了。“第二，如果管理新东方要靠控股权才能管好的话，我觉得我就没必要在新东方干了吧。”
后来我说：“这样，我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新东方未来的大发展一定不只是我们这些人，股份化以后，一定会有新人，新人进来要拿股份，所以我们就留10%的股权给未来的人，不要我们全分光了。”
因为当时像去上海的周成刚、李国富，还有已经出来的陈向东老师，他们完全不在这11个人之内，我觉得这些人未来也应该要有股权。当时新东方也没有期权增发计划，所以我说留出10%，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说这个可以。
我说：“好，这个10%就算我拿出来的。我本来应该拿55%，大家没有意见对吧？那我把55%中的10%拿出来，我个人持有45%，剩下的45%你们来分配吧。”这样一来，大家觉得挺好，现在就讨论分配，就变成了大家根据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华和过去为新东方做的贡献，来讨论一个数据。
后来讨论了差不多一夜，终于拿出了一个大家相对满意的方案。这11个人，每人都拿到了一定的股权，王强、徐小平拿得多一点，当时他们每人拿到了差不多10%，剩下的有6%的、4%的、2%的，也有0.5%的。
当时新东方的总公司要注册，大家说我们也没什么钱，你就去注册吧，所以我就去注册了一个1000万人民币的新东方总公司。当时大家讨论说，未来我们要上市，就是股份化公司，要按股权计算，不按百分比计算的，就是每人持有多少股，这样以后再增发股票会好算嘛。所以我们就说把新东方变成一亿股，那么1000万的话，相当于一股一毛钱。
后来新东方到美国去上市，还是按照原始股一亿股计算，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当然，新东方去上市的时候，已经从注册资本的一毛钱一股，变成了接近五美元一股。
这样，新东方就开启了股份制公司，以及股权激励的路径。这个也是在教育领域中第一次出现。在此之前，中国所有的教育都是跟公司没有关系的，新东方做了一个公司的嫁接。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说公司是在这儿，但学校是在另一边，学校和公司是没有关系的。公司就是一个空壳公司，大家拿了公司的股权，但公司没有一分钱的营业收入，所有的营业收入都在学校，而学校不允许股份化。本质上，新东方学校的权益100%还在我，因为那时候的教育都只允许一个人当法人代表，也只允许一个人当举办人，这就形成了后面新东方总公司和学校之间矛盾的开始。
7月-9月，“老俞闲线天的时间里，连载《蛋壳来了》APP上的“新东方成长历程”音频课程和由此出版的新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文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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