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行业中，律师联合拆迁户，用尽各种法律手段抗“拆”，以期望拆迁户得到巨额拆迁补偿后，能与其分成。这些律师甚至会主动找上门，声称要与拆迁户“合作”一起捞金。这样的商业模式，正引发关于律师职业道德与社会伦理的讨论。
找律师，走法律途径，本是拆迁户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罩”。但在拆迁业务巨大的利益下，这种维权似乎开始变味。
在广州市荔湾区鹤洞村，出现了这样一波“钉子户”，他们在异地律师（律师执业证注册所在地不在广州的律师）的指导下，遵行“拖字诀”，以各种法律手段抗拆。
“律师吃准拆迁方急于拆迁以便节约资金成本的心态，鼓动拆迁户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案由发起诉讼，意图让其获得超出征拆补偿方案的超额收益，而律师从中分成。”一位旧改知情人士透露，北京某律所在广州旧改中就靠为拆迁户打官司成名，且律师异地开展业务，本地律协、司法机构无权监管。
漫长的司法程序，让鹤洞项目进度几近停滞，开发商每日负担高额的资金成本，期盼回迁的大多数村民陷入无限期的等待中。可律师和“钉子户”却拧成一捆绳，为共享利益而留守。
本来，律师的介入，是协助纠纷解决、推动旧改进程的催化剂，而今这种行为，反倒成为干扰广州旧改项目推进的一股暗流。
2020年6月始，从“200多人行政复议案”到接连两波的行政诉讼，鹤洞村旧改项目一直在拆迁户官司中打转，至今看不到尽头。
2020年6月，拆迁户们向广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荔府征房[2020]2号），到2021年7月中旬，该复议被驳回，已是约1年时间。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这个过程中，牵头的几个人，挨家挨户找人签名、复印房产证，称要为其争取利益，劝说权属人参加行政复议申请。很多本没有想法的人，便跟风行动。
拆迁方提供的一份《关于鹤洞村更新改造项目行政复议情况的说明》显示，广州复议办共收到221份行政复议申请，涉及175栋房屋，真正有效的复议申请（属国有证房屋征收范围）只涉及140栋国有房屋，占征收决定范围房屋的比例为27.9%。
据拆迁方反应，过程中，因牵涉人数众多，复杂程度大，复议办于2020年7月30号下发了一则《中止行政复议审查通知书》，称需要留出时间作调查，并希望拆迁方尽量出面调解，让拆迁户撤销复议申请。
一位参与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鹤洞拆迁户回忆道，一开始，他通过村民组成的拆迁微信群，得知可申请行政复议，并按照里面的信息指引，准备复议所需资料，偶尔还会几个人一起去喝茶，互相交流。后来跟着大家一起到广州行政复议办申请复议，据其回忆，当天到场的村民有过百人。
而行政复议期间，又有10位拆迁户,于2020年10月、11月发起行政诉讼，分别将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广州市荔湾区发展和改革局、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告上法庭。
然而，这还未结束，行政复议被驳回后，又有17位拆迁户，因不服复议结果，起诉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而目前，这波案件仍处受理阶段。从提起诉讼、案件受理、一审、一审判决，原告不服又提起二审，这又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事情源于2020年5月11日，荔湾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荔府征房[2020] 2号），正式开启国有产权房屋的征拆签约工作。
据该决定，若被征收人对该决定不服，可在公告之日（2020年5月11日）60天内依法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该决定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这里需要讲明一个背景，与其他旧村改造项目不同，因城镇化进程较早及周围广钢、广船等大型国企建设征地等原因，鹤洞村更新改造范围内，除集体土地外，还有部分国有土地。
拆迁方表示，相比村民享有联社组织带来的分红福利，居民觉得自己亏了，心里不平衡，部分居民抱团成为“钉子户”，对抗征拆，方式之一便是接连的司法诉讼。
若是看回上述征收决定，国有权属人行使自身合法权益无可厚非。但在一些“别有用心”的律师推动下，变得不同寻常了。
“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都有律师在背后指引。律师告诉拆迁户，这些官司不可能赢，但可拖延时间，开发商拖不起，因为有时间、资金成本，意图是获取超出征拆方案以外的超额收益，而律师会跟村民分成。”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律师也知道，像分成这样的操作是不合规的，其与拆迁户都是口头约定分成，或者签保密协议，很难留下把柄。
上述鹤洞拆迁户表示，他对拆迁补偿方案不满意,又害怕自己的房子被强拆，但自身文化程度与专业度不高，刚好有其他村民牵头，通过网络、其他村子村民介绍以及微信群等方式，“货比三家”，最终十几个人一起请了同一个律所。
据他了解，律师与拆迁户之间的合作，有的是按比例分成，有的是“一脚踢”，即收律师费，“2万就2万，3万就3万，达到一定程度就结束了”。
在广州旧改中，拆迁户联合律师，用尽各种法律手段抗“拆”，以期得到合自己心意的拆迁补偿，并与律师分成，似已不是新鲜事。
“‘钉子户’的后援力量中，专做旧改生意的律师，是重要因素。在广州旧改中，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已成名，靠的就是为拆迁户打官司，在南沙、番禺、黄埔等区的旧改项目中，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上述知情人士亦透露。
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官网各栏目中，“拆迁业务”独占一个栏目，其简介中称，其征地拆迁业务律师团队，口碑良好，被中国日报网等媒体誉为“京城胜诉率最高的征地拆迁律师团”。
这些律师甚至会主动找上门。据广州某旧改项目动迁员透露，在广州旧改领域，律师和拆迁户合作捞金的情况不少。此前有一村民告诉他，有律师主动找上门，称要“合作”，“抓住开发商的漏洞一起捞金”。
来看一组数据。自2018年始，广州城市更新项目公开挂网招商以来，有超120个旧改项目成功引入合作企业（含意向合作），改造金额超6900亿。仅是2021年，便有41个成功招商的旧改项目。若加上其他的配建和配套，广州旧改体量已经超过万亿规模。
比如上述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的官微中，便发过一篇名为《房屋拆迁想要高补偿？一定要知道这三招》的推文，文中称“在掌握了正确应对房屋拆迁行为技巧后，也能在原有的补偿基础上，提高几倍甚至数十倍的补偿”，结尾写到“对拆迁谈判技能和诉讼的把握,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专业律师的帮助”。
实际上，拆迁户打官司，多是行政诉讼，属“”范畴。相比本地律师需直面当地政府，异地律师在这方面的顾虑少。
“聘请律师过程中，也找过广州的，但本地律师不敢得罪政府，最后没有谈拢，所以特地找了北京的。”上述鹤洞村拆迁户如此表示。
“当地律师很容易被当地政府部门打击报复或收买，甚至不少地方不让当地律师接这种案子。”一位熟悉旧改的房产律师表示，而之所以北京律师居多，一个关键是，其他地方律师代理异地业务，可能受当地政府限制，但北京这方面限制少。
当然，需要厘清的一点是，在本地律师鲜有意愿接受此类官司时，异地律师为拆迁户打官司，维护其合法权益，本是无可厚非的。
但事情总有两面性，若异地律师带着一些“不单纯”的目的，表面上是为拆迁户维权，实则是为了分成，又或者鼓动拆迁户维权，借此赚律师费，这种行为就值得商榷了。
不仅如此，各旧改村中消息往往互通，拆迁户们也多“抱团作战”，比如十几个拆迁户聘请同一个律所，上述鹤洞拆迁户便是如此。
“第一目的就是拖，律师自己知道要打赢几率很低，每户先收几万的律师费，十户就是几十万，反正最后打不赢，也不亏。” 一位旧改工作者透露。
旧改的专业性、复杂性，众所周知。而动辄牵涉上亿资金，触及多方利益，更让改造过程中纠纷矛盾多发，周期冗长。
作为利益主体之一，被冠以“一夜暴富”的拆迁户，在房屋产权、拆迁安置补偿、房屋拆除等多方面，往往纠纷不断。
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假离婚、兄弟阋墙、家人对簿公堂、“失踪多年”的儿女突来认亲等等各种“荒唐事”，在旧改中屡见不鲜。
而过程中，不少拆迁户实则缺乏专业知识，对于纠纷容易不知所措，甚至做法极端，亦不能很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拆迁补偿、司法强拆等，更容易人云亦云，跟风抵抗成为“钉子户”。
一方面，律师以其专业性，为拆迁户争取合法权益，避免被套路，另一方面，协助处理纠纷，促进维稳。如此一来，既使旧改工作更加合法、合理，又能加快旧改进程。
但是，如果一些律师“别有用心”，联合、甚至鼓动拆迁户，吃准开发商和政府“拖不起”的弱点，用尽各种法律手段拖延拆迁工作，意图得到超出补偿标准之外的额外收益，与村民分成，这性质，就变了。
“这几年进入拆迁这个产品的律师也是数量大得很，整体上来说越来越水，责任心也是一代不如一代，很多律师都想着赚快钱。”知乎上，一位房产律师、2020新知答主如此评价，在他看来，“拆迁律师很好练，在北京几个案子就砸出来了，但会办这个的几乎没有谁离开北京，都是挂在北京全国跑。”
更大的难题还在于，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异地律师，在广州本地开展业务，本地律协、司法局无权监管。并且，基于专业素养，他们不会犯直接的本行业过错，要揪到其“小辫子”，实为不易。
“作为律师，第一，从大方向上，是维稳；第二，不能为了自己赚钱，去鼓动、挑起一些村民本不想提起的诉讼；第三，不能明知其没有道理，而鼓动其打官司，挣律师费。”一位业内律师评价称。
她进一步指出，“若律师有明确的违法行为，可让广州本地执法机关介入，但对于上述情况，本地司法局和执法机关无法介入，只能由本地司法局发函到律师所在律所注册当地的司法局，告知其情况，由其进行调查，提醒相关律师要注意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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