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本市上半年离婚登记数量为2.7万对，与2019年、2020年同期数据相比明显下降。
依托婚姻家庭建设协会，北京市民政系统近年来组建起一支来自心理、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团队，在各区民政局现场为有需求的当事人提供情感沟通、心理疏导等服务。他们绝非单纯“劝和不劝离”，而是期冀当事人能够在第三方帮助下正确认识婚姻、得以成长。
听到冯囡发问，坐在对面的郭建和余荣同时一愣，争执不休中有了短暂的空白。“夫妻最应彼此信任支持，过多在意别人的评价，把外界矛盾带到家里，影响的是你们的感情……”在声声温和劝解中，原本剑拔弩张的夫妻俩渐渐放松下来，低头不语。
人到中年，郭建和余荣生活无忧，却常因各自朋友的一句话，指责对方哪里做得不好。某次吵到气头上，便到海淀区民政局要求离婚。正在婚姻家庭辅导室值班的冯囡接待了他们，了解情况过程中，敏锐捕捉到问题的核心。
“冷静期咱们有4次免费辅导，下回可以再来聊。”临走时，冯囡嘱咐。事实上，第二次辅导时两口子状态就已有改观。余荣还偷偷告诉冯囡，老公这段时间“挺有进步”，给自己发了红包、道了歉，她也决定做出改变。
这是冯囡和同事们经常遇到的场景，6年前，海淀区民政局在婚姻登记处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由海淀区方圆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承担具体工作。理事长王海英介绍，中心安排十余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轮流值班，“每天有两位结婚辅导师、两位离婚辅导师在婚登处服务。”
对于结婚辅导，新人先去办手续领证，再到婚姻讲堂听课。数年下来，已成为海淀新人喜结良缘时一道知名环节，寄语墙上贴满甜蜜美好的憧憬。离婚辅导方面，则以自愿为前提，由辅导师筛选婚姻当事人提供服务。
“有的夫妻是政策性离婚，我们会提示风险。有的因家庭暴力离婚，有的已分居多年，甚至各有对象，就不太需要辅导。”据王海英观察，反倒是一些情绪波动起伏的当事人，辅导意义会更大。“多数夫妻还是会愿意在我们的帮助下，对婚姻问题进行整理。”
茶几沙发、绿植点缀、米色墙面……婚登处私密角落，对离婚当事人进行辅导的房间静谧温馨，令人卸下心防。
在这里，离婚辅导师通常的开场白是，先生女士，你们谁能介绍一下情况？双方有时会抢着说，有时又谁都不说。而伴随“讲个具体例子”的引导，两个人往往会开始辩论，甚至当场失控、痛哭流涕。
在冯囡印象中，相当一部分夫妻吵架，属于“上头”，话赶话说到这儿，实际上心里是希望得到帮助的。“让人给评评理，给个台阶，好好沟通一番也就回去了。”
子女、教育等问题，也易导致夫妻产生矛盾。不少案例中，妈妈为孩子着急上火，家里却没人支持和理解。这一过程中造成家庭气氛紧张、夫妻关系逐渐变差。“海淀孩子压力大，海淀妈妈压力更大。”
无论什么原因，冯囡首要关注的是当事人精神状态。她遇到过一位母亲，孩子几个月时提出离婚。进到房间就趴在桌子上，连声说自己不想要孩子、带不了孩子……“我问了些情况，判断这位母亲可能处在产后抑郁阶段，家人包括她自己都没有这个概念。她需要的是就医和家人支持，情绪认知恢复了，才对问题解决有帮助。”
包括婚内出轨，很多人下意识的反应是，“不过了，赶紧离！”但往往冯囡看到的是，其中一方神情恍惚，受到的打击非常大。“如果创伤应激没有解决，离婚可能又会造成二次伤害。能不能过，是否要离，都要在理智平复的前提下做决定。”
相比结婚辅导时的喜气洋洋，离婚辅导面对的当事人常比较警惕，需要辅导师迅速找到切入点，赢得信任。“眼神、服装、坐姿……都会关注，有时当事人说，‘我不在乎’，但又不停地抖腿，其实就是很在乎。如果感觉这个人特别爱讲道理，要先认同他一部分观点，他才愿意说出更深的想法……”王海英回忆，在离婚冷静期设置之前，经过辅导的当事人绝大多数都会暂时放弃办理。冷静期出台后，当事人可享受多次免费辅导，不少解决婚姻危机的当事人会表达感谢、送来锦旗、通过12345为辅导师“点赞”等等。
作为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婚姻家庭部主任，律师张荆执业十六年间，办理过上千件婚姻案件。包括轰动一时的十年无性婚姻案、魏圆圆抚养权案等。
繁重本职工作之余，她还承担起婚姻家庭建设协会法律专业服务委员会组织者的角色，建立起一支律师志愿者团队，服务于东城、朝阳、通州等区民政局，为离婚当事人提供公益协助，她自己则担任着朝阳区民政局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员。
公事公办离婚案件，对张荆来说早已驾轻就熟，多年来她却坚持在离婚官司中寻找挽救婚姻的可能。“夫妻吵架，说找个律师写离婚协议，其实很多时候细问问，两个人离婚的清晰诉求都还没有真正达成。就像去医院看病，很多人可能连挂什么科都还不知道。”
她回忆起自己“费了很多唇舌”的案例，一对夫妻自高中就是同学，没孩子时，女方备受丈夫呵护，自己就像个孩子。而孩子出生后，丈夫和婆婆对孩子极为重视，她觉得自己成了多余的人，家庭矛盾频发，便生出离婚的念头。
来见张荆前，女方曾找过一位律师咨询，对方建议她抓紧离婚，不要等到孩子大了，她也“人老珠黄”再被抛弃。“可人家夫妻感情其实还在！”张荆有些愤愤，“律师不能单纯为了成案去促成诉讼，要去判断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是真的破裂还是只是危机。”
沟通时，女方聊起与丈夫高中、大学亲密的时光，哭得泣不成声。“给她一些时间和关爱，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好母亲……”面对张荆真挚的劝解，男方也颇为动容。
“后来他们一起回家了，孩子周岁时还给我发来照片”，张荆笑得很是欣慰。“我们办了这么多案例，几乎看遍了人间冷暖、鸡飞狗跳，多说一说，可能当事人的选择就会不一样。”
结婚有一些“好日子”，一年中离婚也有几个高峰期。据冯囡观察，有些人考虑到不好的事情不带到新年，元旦后春节前，来离婚的人相对较多。五一十一这种“大假”结束，也有很多矛盾爆发出来。
长期与婚姻当事人打交道，辅导、调解员们感受到一些变化在悄然发生。似乎人们更“容易”由于各种原因，去考虑离婚。冯囡的理解是，伴随社会发展，婚姻赖以维系的环境越来越多受到外界影响和冲击。来自经济、工作、教育甚至疫情等方方面面的压力，都有可能引起家庭系统的震动。
在辅导室里，冯囡见到过因不满担任公职人员的配偶长期无法回家，抱着孩子来离婚的当事人，也遇到过70多岁的二婚老两口，由于需要子女照料，即便感情挺好，也只能办理离婚回到各自子女身边。“会觉得有些无奈，但婚姻确实是个复杂的体系，受到很多现实约束，没有感情或者光有感情都不行。”
在张荆看来，近十年的离婚案件概括而言，绝大部分是价值观的不同。“妈宝男、孔雀女、丧偶式育儿、诈尸式育儿……你看出现了多少词。一次吵架，往往根源会追溯到对事物的认知、对婚姻的期待上。”
有矛盾不愿意“凑合”，固然是社会开放进步的体现，但张荆并不赞同将离婚视作终极解决方案。“很多人离了婚，问题还在，情绪也没有变好。要认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有所成长。至于说成长之后还是希望离婚，那我们会尊重决定。这段婚姻结束了，下一段不会重蹈覆辙。”
由此，婚姻家庭工作者均提及，应继续推动完善婚姻家庭教育咨询体系。在新人步入婚姻前、进入家庭生活后，发生婚姻危机时各环节，都能便利得到专业的知识普及与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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