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2日，“互联网司法新模式与法律文书改革”研讨会暨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2020年学术年会在兰州大学开幕。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主办，兰州大学法学院承办。开幕当天，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界代表等百余人现场参与、旁听讨论。知名刑辩律师、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理事梁雅丽律师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做专业点评。
研讨会主要围绕互联网背景下，对线上司法活动，法律文书规范、公开、送达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展开。十余位理论界和实务界专家、代表分别就互联网司法与电子送达、互联网背景下检察法律文书公开、在线公证模式的创新探讨等议题发表各自观点。
针对与会代表提出的《关于互联网司法模式下电子送达方式的若干思考》发言，梁雅丽发表专家点评意见认为，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方式相比，优势明显，便捷而高效，但大家对电子送达接受程度不高，大家更愿意接受纸质、书面送达的方式。同时，各地电子送达的方式差异大，如广东法院为电子邮件，杭州互联网法院与天猫平台合作，浙江法院为微信送达，吉林法院通过网络送达。
电子送达，虽然方便了法院的工作，但法律文书的终极目标是“使当事人获悉信息和内容”，也就是让当事人及时知悉诉讼程序信息，便于其诉讼权利的行使，保障其实体权利的实现。
梁雅丽指出，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电子送达存在一定的信任危机问题。首先，当事人普遍接受传统的送达方式；其次，电子送达是通过虚拟空间的电子信息送达，对于目前互联网信息的真实性识别的专业化限制，电信等因素，当事人很难辨别“送达”的真实性，对送达的信任存在危机，正如作者在文件统计数字反映，因接收信息不及时，或对电子送达方式的不信任，导致当事人因未在七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被裁定撤诉处理。杭州互联网法院此种情形所占比例为11.04%；
此外，对于电子送达的方式，偏远地区的群众、老年人以及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很难理解，影响对此种方式的接受；而且，因电子送达导致当事人对诉讼程序履行不及时，导致诉讼权益受损，会增加涉诉信访。
那么，如何建立电子送达的公信力呢？梁雅丽提出四点建议：第一，统一送达标准，注重“达”。送达，除了注重送，比如法院电子录音，确认当事人收取信息的收集，通过短信送达或电子邮件送达，这都是在固定“送”的行为，将“送”留痕；但是应该更关注“达”，也就是通知的信息要到达当事人，如何确保当事人收到并知悉信息，反而跟纸质送达相比较，电子送达带来了“知悉”的问题。第二，法院与律协研究协作，通过律师引导当事人选择电子送达的方式。第三，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及当事人具体情况做区别，不一概而论。第四，电子送达公信力是一个逐渐建立的过程，需要时间接受，不建议强行推广，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及欠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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