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初夏，界首的古碼頭水靜岸長。一位稚氣未脫的男孩正在吃力地洗刷著有些泛黃的回力牌球鞋，遠處輕舟掠過，一派歲月靜好。
“界首古碼頭曾經是古代湘桂漕運從湘江經靈渠到灕江的重要中轉站。”興安文史學家楊迪忠指著那平靜江面，聊起界首古鎮的千年歷史，“當時水運業十分繁忙，碼頭天天都停泊著裝貨卸貨的翹翹船或大船。”界首作為興安縣的北大門，是湘桂走廊咽喉要津，起著溝通中原文化與嶺南經濟文化交流傳播的“第一橋頭堡”的重要作用。
據史料所載，界首千年古鎮起源于兩漢，發展于唐宋。秦始皇修鑿靈渠，曾將界首作為屯軍運糧的基地，並在境內的東村設置了零陵縣。東漢光武帝派伏波將軍馬援率兩萬樓船水師從洞庭湖出發，溯湘江而上，南下征討交趾，曾在界首駐軍休整。
走在始建于明末崇禎年間的界首老街，青石板街道兩邊保存完好的騎樓商鋪，藥店、雜貨鋪、旅社、裁縫鋪、榨油坊、土法釀酒廠……一家緊挨著一家，密密匝匝，依稀窺見當時商貿繁華。
“這條長達1500米的老街擁有至今仍保存較完好的明清時期遺留的300多座騎樓商鋪，其中明清至民國的古建築佔有率達95%以上，是全國有名的古騎樓建築群。當年紅軍中央縱隊就是從界首碼頭搶渡湘江，成功地突破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厚重的歷史使界首成為中國歷史文化名鎮。”楊迪忠口氣透著自豪。
“這古鎮的碼頭，是中央紅軍長征搶渡湘江最理想的渡口之一。”楊迪忠指著江面說，“你們看，這兒水深流緩，江面平靜，兩岸樹林茂密便于隱蔽，渡過河後橫穿公路再行兩三公里就能進入安全的越城嶺地域。”
為了保護中央縱隊順利渡江，1934年11月28日，紅三軍團四師在光華鋪一帶設立阻擊戰場。光華鋪陣地距離中央和軍委縱隊渡江的界首渡口僅有5公里，戰略地位異常重要，只可守不可丟。為了守住陣地，紅四師以驚天地泣鬼神的士氣，與敵人展開了生死存亡的拼殺，用血肉之軀擋住了桂軍4個團的凶狠進攻，以犧牲近1000人的代價，完成了保護界首渡口安全的艱巨任務。楊迪忠說，“光華鋪一戰雖然規模不很大，但是意義特別重大，它關系到中央首腦機關等紅軍過湘江，關系到整個湘江戰役的勝敗。其戰斗也很激烈，10團團長沈述清犧牲，師參謀長杜中美接任團長，不久也犧牲。一天里就犧牲了兩個團長！”
在距離古碼頭不足100米的地方，一座古老的三官堂在雨中靜穆無語。據史料記載，三官堂建于1912年，因供奉著天官、地官、水官而得名。湘江戰役中，它曾成為中央紅軍臨時指揮所，朱德等紅軍高級領導人在此指揮渡江和戰斗。後人為表示對紅軍的懷念，把其改名為“紅軍堂”。
當我們到達紅軍堂時，已臨近黃昏，四周靜寂無人。懷著敬仰之心，我們推開有些“吱呀”作響的笨重木門，映入眼簾的是紅軍穿過的服裝、�跡斑斑的槍、刀、手榴彈……圍繞著不大的天井一字排開；四壁依舊彈跡累累，依次貼有湘江戰役戰斗的情況介紹以及歷史圖片，而牆壁上幾個擲地有聲的大字吸引住我們的目光——“我們不為勝利者，即為戰敗者”。
“這句話出自1934年12月1日凌晨中央局、中革軍委、紅軍總部聯合發給紅一、紅三軍團的十萬火急電報。光華鋪阻擊戰的發生，關系到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勝負關系全局，人人要奮起作戰的最高勇氣，不顧一切犧牲，望高舉著勝利的旗幟向著火線上去！’這封緊急電報以無比堅決的語氣，激勵著紅軍將士死守陣地，沖鋒陷陣。”隨著楊迪忠的解釋，我們更加深深地體會到為忠誠信仰而英勇奮戰、為大局意識而勇于犧牲的紅軍精神。
在紀念湘江戰役勝利80周年的時候，楊迪忠曾經受命創作了一個情景劇——《萬萬火急過湘江》，藝術地再現了中央紅軍突破湘江的戰斗場景。“我們在通過各種方式來重溫湘江戰役歷史，傳承紅色基因，宣傳長征精神，為的是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長征路。”楊迪忠說。
再次站在界首古渡口，只見兩岸樹木郁郁蔥蔥，遠處紅軍渡江的淺灘已是水草萋萋，曾經的往事在波光瀲灩中沉澱下來，唯有古渡的存在，提示著不朽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