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过年都不回家，我下定决心要离婚了”“两家人又大吵了一通，看来离婚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了”，从去年大年三十到今年正月初七，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韦勇每天都接到不同的人发来的微信，询问离婚事宜。韦勇每次都温和地建议对方：先给自己一个月的冷静期看看，不要在仓促之间做决定。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韦勇也套用说：和平的离婚都是相似的，复杂的离婚则各有各的一地鸡毛。
新闻晨报：市面上有种对比，认为丈夫在离婚的时候多数会争夺财产，而更多妻子会争取子女的抚养权，甚至不惜放弃财产。请问现实中是这样的吗？
韦勇：我也听过这种说法，我觉得未免极端了。在实际工作中，我代理过几百宗离婚官司，没有遇到过那种放弃所有财产、只要抚养权的女方，男方也没有。
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离婚率总体上呈一路走高的趋势。而在离婚数据当中，并没有被普通读者关注到的，是“法院办理离婚”的数量和所占比例都在逐年提高。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415.8万对，比上年增长8.3％；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348.6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67.2万对。也就是说，2016年超过16%的离婚是在法院办理的，其中夫妻一方或双方聘请专业律师的越来越多。2014年，由姚晨、吴秀波主演的电视剧《离婚律师》，更使这一行业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
从2011年以法学硕士身份入行开始，韦勇的重要执业内容之一就是代理离婚案件。她毫不讳言，离婚率的逐年上升，确实直接为她和同行们带来了非常可观的工作量。仅去年一年，韦勇就代理了30多宗离婚案件，这还不包括为数更多的客户咨询。
“是不是只有那些特有钱的人，才会来找你们律师办离婚啊？”在日常生活中，一听到离婚律师这四个字，韦勇经常会面对这样的好奇。答案是否定的。在韦勇和她的同事们的客户当中，普通老百姓占了绝大多数。
“一般来说，大多数离婚都会牵涉到房子、孩子的问题。我跟同行们有一个粗略统计，房子问题在超过80%的上海离婚官司当中都是主要诉求，外地的数据可能没这么高，但肯定也是主要诉求之一。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海一套房子起码几百万吧，上千万都有可能，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忽略的数目。”
从业7年，最令韦勇印象深刻的，是普通市民对离婚律师的接受和认可。“像电视剧中那些特别复杂的离婚官司我们也遇到过，但数量真心不多。尤其是近两年，有越来越多的离婚个案，只是为了省时省事，或者便于沟通才找律师的。甚至有些没有房产、没有孩子的个案也会来找律师，原因是他要上班，他觉得通过律师跟对方能更好沟通，他宁愿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我经常说这句话：离婚未必是坏事，而在离婚过程中愿意找离婚律师，则肯定不是坏事。”
韦勇：要看具体情况。比如要看证据是否难以取证，有些离婚官司要收集婚外恋、财产隐瞒或者公司账户等等证据，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还有的离婚官司牵涉到债务、公司股权等内容。更复杂一些的，涉及家族并购、财富传承，可能需要一个律师团队。（比如一个简单的离婚官司，房产市值在一千万元左右呢？）律师费大约是几万元钱。
今年大年初一，韦勇微信上收到一位男士的离婚咨询。他与妻子常年感情不和，妻子已经另有住处，很久没回过家了。“他大年三十回到家，发现妻子还是没回来，连消息也没发一个。父母和孩子想问又不敢问他，家里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他跟我说：这个年过得太凄凉冷清了，其他时间他还好对付，但一个年过成这样子，他没法面对父母和孩子。其实他之前已经好几次想过离婚，但都因为这样那样的麻烦拖了下来。偏偏是在这种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下定了离婚的决心。”
跟这位男士类似，春节期间及之后的这一个月，韦勇收到的离婚咨询，基本都是受“过年”的刺激而爆发的。有的咨询是婆媳不和，妻子拒绝到丈夫家过年，丈夫家则觉得平时不上门也就算了，过年都不来给长辈拜年，摆明是不想继续过下去了；有的咨询是丈夫常年出差在外，与妻子感情淡漠，春节放假回到家，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觉得无法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
韦勇说，每次接到这种咨询，她都劝对方尽量先冷静下来，“比如丈夫常年在外的这对夫妻，他们确实一时间不适应共同生活，但感情还在，在我看来完全没到离婚的程度。当然这次争吵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提醒，以后他们必须要注意调节生活节奏了。起码到现在，我没再收到他们的消息。”
除了春节，另一个离婚咨询的高峰期就是暑期高考过后。韦勇分析说，如果说春节期间的离婚咨询多为“突发刺激”的话，那么高考过后的离婚咨询就是“厚积薄发”。“如果一对中年夫妻选择在孩子高考之后离婚，可以挽回的比例就很低了。这样的夫妻在律师面前通常都表现得心平气和，或者说，心灰意冷。”
韦勇：最常碰到的说法应该就是所谓的“如果出轨，净身出户”了吧。此类的“忠诚协议”，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限制了出轨方离婚的自由，拿到法庭上是很难被全部采纳的。不过，法官会根据夫妻协议以及证据，在财产分配上予以倾斜。
电视剧《离婚律师》让很多人对这个行业产生好奇，而韦勇说：一个律师所能见到的婚姻和人情故事，远比人们从电视剧中看到的复杂得多、精彩得多，在很多时候也无奈得多。“对我们律师来说，帮客户争取权益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倾听、疏导。很多离婚官司当中，当事人看起来要房要钱要孩子，实际上可能只是为了发泄掉心底的闷气。我们只有先把人和情理顺了，才能分割好房和钱。”
从业7年，令韦勇印象深刻的客户很多。她曾代理过一位中年男士的离婚官司，这是一位公司高管，与妻子恋爱4年，结婚5年，没有完成过一次夫妻生活。他多次要求女方去医院体检，却被女方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婚后第五年，他第一次提起离婚诉讼，但是，他在法庭上指出女方无法进行夫妻生活的说法，不被女方认可，而法官又无法进行取证，诉讼被驳回。6个月后，他找到韦勇作为代理律师，提起第二次离婚诉讼。“他多次提到很想要孩子，到这个年纪已经耽误不起了。要在法庭上陈述婚姻生活的细节，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勇气的，我个人很同情他，但他的妻子也是很值得同情的。我们做了大量女方的工作，也了解到在这期间，女方母亲被查出身患重病，男方帮了很多忙，这时候女方态度有所松动，提出一次性赔偿150万元就同意离婚。男方只考虑了一下就答应了。”
韦勇也见证过“结局挺温暖”的离婚。有位女客户，在几次流产之后好不容易生下一个儿子。奇怪的是，儿子跟爸爸的关系一直不亲，对男方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恐惧感。男方偷偷带儿子做亲子鉴定，结果显示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男方愤然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女方赔偿精神损失以及孩子出生后的抚养费用，共计10万元。“确实女方错误在先，但我的当事人经济条件并不好，我只能帮她减少赔偿费用。男方父母一直很喜欢这个孙子，在知道不是亲生孙子之后，还偷偷到女方住处看过孩子，也帮助说服儿子少要赔偿。即便不是站在我的当事人立场，我也觉得这种善良大度非常难得。”
第一种是对律师要求特别高。比如要求对方必须净身出户，或者让对方身败名裂之类，我尽量好言相劝，让他冷静一下重新考虑诉求。
第二种是那种一味压低律师费的客户。离婚律师的工作其实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不是外界以为的翻翻资料、动动嘴皮子这样简单。如果不能对我们的工作价值有基本的认知，这样的客户会比较难打交道。
作为律师，韦勇说自己最常给到客户的建议就是：“请你先回去考虑一下，一两个月后如果你还是感觉实在过不下去，再来找我。”韦勇直言自己是“非常不提倡离婚的”，“我相信在任何时候，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都有重要意义。尤其作为律师，我们遇到的基本上都是客户情绪波动最大的时候，不能说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客户还没想清楚的时候就去推动他们，将错就错，错上加错。”
确实有部分客户在回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这是令韦勇感到开心的事情。但也有韦勇认为远远没到离婚程度的客户，选择了迅速切断关系。她接待过最年轻的客户，是一位1990年出生的年轻妻子，结婚才1年，有一次她手臂被划伤（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重大伤口），男方没能及时给到安慰，两个人于是大吵一架。女方很快搬回娘家，提出离婚。“这一代年轻人更注重个性，更愿意以个性作为生活的主导，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很难评说，但毫无疑问，这直接提高了婚姻的不稳定性。”
之前婚姻专家有过断言：有三分之一的离婚，可能是“离错了的”。记者一提出这句话，韦勇立刻表示强烈赞同。“我觉得整个社会都应该来重视这个话题。你看我们从小学过那么多课程，但从来没有被教导过如何爱人，如何处理好亲密关系。还有很多人都没意识到爱、婚姻其实都是需要学习、需要经营的，没有人生来就会这个。结果呢，是我们认为自己如此重视婚姻，但花在婚姻上的努力、学习却如此之少。”
当了这么多年律师，见识了太多婚姻中、人性中的“丑陋面”，会不会对个人的爱情观、婚姻观产生负面影响？韦勇的答案是恰恰相反。“短时间、一两天内的负面情绪肯定是有的，你不可能说听到一个特别悲惨的离婚故事，你的心情却特别好。但从长时间来看，正是因为做了这么多离婚官司，了解了这么多婚姻破裂的过程，反而让我能以更宽容的态度思考人生和人性。比如我经常设想：如果我遇到当事人的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处理？通过借鉴别人的经验，我就能不断修正自己，让自己远离悲剧。”
“她过年都不回家，我下定决心要离婚了”“两家人又大吵了一通，看来离婚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了”，从去年大年三十到今年正月初七，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韦勇每天都接到不同的人发来的微信，询问离婚事宜。韦勇每次都温和地建议对方：先给自己一个月的冷静期看看，不要在仓促之间做决定。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韦勇也套用说：和平的离婚都是相似的，复杂的离婚则各有各的一地鸡毛。
新闻晨报：市面上有种对比，认为丈夫在离婚的时候多数会争夺财产，而更多妻子会争取子女的抚养权，甚至不惜放弃财产。请问现实中是这样的吗？
韦勇：我也听过这种说法，我觉得未免极端了。在实际工作中，我代理过几百宗离婚官司，没有遇到过那种放弃所有财产、只要抚养权的女方，男方也没有。
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离婚率总体上呈一路走高的趋势。而在离婚数据当中，并没有被普通读者关注到的，是“法院办理离婚”的数量和所占比例都在逐年提高。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415.8万对，比上年增长8.3％；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348.6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67.2万对。也就是说，2016年超过16%的离婚是在法院办理的，其中夫妻一方或双方聘请专业律师的越来越多。2014年，由姚晨、吴秀波主演的电视剧《离婚律师》，更使这一行业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
从2011年以法学硕士身份入行开始，韦勇的重要执业内容之一就是代理离婚案件。她毫不讳言，离婚率的逐年上升，确实直接为她和同行们带来了非常可观的工作量。仅去年一年，韦勇就代理了30多宗离婚案件，这还不包括为数更多的客户咨询。
“是不是只有那些特有钱的人，才会来找你们律师办离婚啊？”在日常生活中，一听到离婚律师这四个字，韦勇经常会面对这样的好奇。答案是否定的。在韦勇和她的同事们的客户当中，普通老百姓占了绝大多数。
“一般来说，大多数离婚都会牵涉到房子、孩子的问题。我跟同行们有一个粗略统计，房子问题在超过80%的上海离婚官司当中都是主要诉求，外地的数据可能没这么高，但肯定也是主要诉求之一。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海一套房子起码几百万吧，上千万都有可能，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忽略的数目。”
从业7年，最令韦勇印象深刻的，是普通市民对离婚律师的接受和认可。“像电视剧中那些特别复杂的离婚官司我们也遇到过，但数量真心不多。尤其是近两年，有越来越多的离婚个案，只是为了省时省事，或者便于沟通才找律师的。甚至有些没有房产、没有孩子的个案也会来找律师，原因是他要上班，他觉得通过律师跟对方能更好沟通，他宁愿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我经常说这句话：离婚未必是坏事，而在离婚过程中愿意找离婚律师，则肯定不是坏事。”
韦勇：要看具体情况。比如要看证据是否难以取证，有些离婚官司要收集婚外恋、财产隐瞒或者公司账户等等证据，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还有的离婚官司牵涉到债务、公司股权等内容。更复杂一些的，涉及家族并购、财富传承，可能需要一个律师团队。（比如一个简单的离婚官司，房产市值在一千万元左右呢？）律师费大约是几万元钱。
今年大年初一，韦勇微信上收到一位男士的离婚咨询。他与妻子常年感情不和，妻子已经另有住处，很久没回过家了。“他大年三十回到家，发现妻子还是没回来，连消息也没发一个。父母和孩子想问又不敢问他，家里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他跟我说：这个年过得太凄凉冷清了，其他时间他还好对付，但一个年过成这样子，他没法面对父母和孩子。其实他之前已经好几次想过离婚，但都因为这样那样的麻烦拖了下来。偏偏是在这种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下定了离婚的决心。”
跟这位男士类似，春节期间及之后的这一个月，韦勇收到的离婚咨询，基本都是受“过年”的刺激而爆发的。有的咨询是婆媳不和，妻子拒绝到丈夫家过年，丈夫家则觉得平时不上门也就算了，过年都不来给长辈拜年，摆明是不想继续过下去了；有的咨询是丈夫常年出差在外，与妻子感情淡漠，春节放假回到家，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觉得无法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
韦勇说，每次接到这种咨询，她都劝对方尽量先冷静下来，“比如丈夫常年在外的这对夫妻，他们确实一时间不适应共同生活，但感情还在，在我看来完全没到离婚的程度。当然这次争吵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提醒，以后他们必须要注意调节生活节奏了。起码到现在，我没再收到他们的消息。”
除了春节，另一个离婚咨询的高峰期就是暑期高考过后。韦勇分析说，如果说春节期间的离婚咨询多为“突发刺激”的话，那么高考过后的离婚咨询就是“厚积薄发”。“如果一对中年夫妻选择在孩子高考之后离婚，可以挽回的比例就很低了。这样的夫妻在律师面前通常都表现得心平气和，或者说，心灰意冷。”
韦勇：最常碰到的说法应该就是所谓的“如果出轨，净身出户”了吧。此类的“忠诚协议”，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限制了出轨方离婚的自由，拿到法庭上是很难被全部采纳的。不过，法官会根据夫妻协议以及证据，在财产分配上予以倾斜。
电视剧《离婚律师》让很多人对这个行业产生好奇，而韦勇说：一个律师所能见到的婚姻和人情故事，远比人们从电视剧中看到的复杂得多、精彩得多，在很多时候也无奈得多。“对我们律师来说，帮客户争取权益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倾听、疏导。很多离婚官司当中，当事人看起来要房要钱要孩子，实际上可能只是为了发泄掉心底的闷气。我们只有先把人和情理顺了，才能分割好房和钱。”
从业7年，令韦勇印象深刻的客户很多。她曾代理过一位中年男士的离婚官司，这是一位公司高管，与妻子恋爱4年，结婚5年，没有完成过一次夫妻生活。他多次要求女方去医院体检，却被女方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婚后第五年，他第一次提起离婚诉讼，但是，他在法庭上指出女方无法进行夫妻生活的说法，不被女方认可，而法官又无法进行取证，诉讼被驳回。6个月后，他找到韦勇作为代理律师，提起第二次离婚诉讼。“他多次提到很想要孩子，到这个年纪已经耽误不起了。要在法庭上陈述婚姻生活的细节，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勇气的，我个人很同情他，但他的妻子也是很值得同情的。我们做了大量女方的工作，也了解到在这期间，女方母亲被查出身患重病，男方帮了很多忙，这时候女方态度有所松动，提出一次性赔偿150万元就同意离婚。男方只考虑了一下就答应了。”
韦勇也见证过“结局挺温暖”的离婚。有位女客户，在几次流产之后好不容易生下一个儿子。奇怪的是，儿子跟爸爸的关系一直不亲，对男方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恐惧感。男方偷偷带儿子做亲子鉴定，结果显示跟他毫无血缘关系。男方愤然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女方赔偿精神损失以及孩子出生后的抚养费用，共计10万元。“确实女方错误在先，但我的当事人经济条件并不好，我只能帮她减少赔偿费用。男方父母一直很喜欢这个孙子，在知道不是亲生孙子之后，还偷偷到女方住处看过孩子，也帮助说服儿子少要赔偿。即便不是站在我的当事人立场，我也觉得这种善良大度非常难得。”
第一种是对律师要求特别高。比如要求对方必须净身出户，或者让对方身败名裂之类，我尽量好言相劝，让他冷静一下重新考虑诉求。
第二种是那种一味压低律师费的客户。离婚律师的工作其实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不是外界以为的翻翻资料、动动嘴皮子这样简单。如果不能对我们的工作价值有基本的认知，这样的客户会比较难打交道。
作为律师，韦勇说自己最常给到客户的建议就是：“请你先回去考虑一下，一两个月后如果你还是感觉实在过不下去，再来找我。”韦勇直言自己是“非常不提倡离婚的”，“我相信在任何时候，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都有重要意义。尤其作为律师，我们遇到的基本上都是客户情绪波动最大的时候，不能说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客户还没想清楚的时候就去推动他们，将错就错，错上加错。”
确实有部分客户在回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这是令韦勇感到开心的事情。但也有韦勇认为远远没到离婚程度的客户，选择了迅速切断关系。她接待过最年轻的客户，是一位1990年出生的年轻妻子，结婚才1年，有一次她手臂被划伤（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重大伤口），男方没能及时给到安慰，两个人于是大吵一架。女方很快搬回娘家，提出离婚。“这一代年轻人更注重个性，更愿意以个性作为生活的主导，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很难评说，但毫无疑问，这直接提高了婚姻的不稳定性。”
之前婚姻专家有过断言：有三分之一的离婚，可能是“离错了的”。记者一提出这句话，韦勇立刻表示强烈赞同。“我觉得整个社会都应该来重视这个话题。你看我们从小学过那么多课程，但从来没有被教导过如何爱人，如何处理好亲密关系。还有很多人都没意识到爱、婚姻其实都是需要学习、需要经营的，没有人生来就会这个。结果呢，是我们认为自己如此重视婚姻，但花在婚姻上的努力、学习却如此之少。”
当了这么多年律师，见识了太多婚姻中、人性中的“丑陋面”，会不会对个人的爱情观、婚姻观产生负面影响？韦勇的答案是恰恰相反。“短时间、一两天内的负面情绪肯定是有的，你不可能说听到一个特别悲惨的离婚故事，你的心情却特别好。但从长时间来看，正是因为做了这么多离婚官司，了解了这么多婚姻破裂的过程，反而让我能以更宽容的态度思考人生和人性。比如我经常设想：如果我遇到当事人的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处理？通过借鉴别人的经验，我就能不断修正自己，让自己远离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