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后不能通过请求履行职责方式再次主张“安置补偿”

　　何〇〇上诉称，何〇〇系重庆市巴南区〇〇组村民。在该村民小组拥有宅基地并在该宅地上建有房屋。同时还拥有合法承包地。何〇〇于2016年3月21日签订了《征地房屋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协议》《征地农转非人员安置协议书》。然而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作为甲方签订协议后并不依法及时履行，且一直不提供安置房，过渡费有三年未支付情形。何〇〇向巴南区政府提出依法补偿安置申请书，但其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补偿安置职责。何〇〇依法向重庆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而重庆市政府经行政复议之后，却以何〇〇的宅基地和房屋及承包地未在征收范围内，巴南区政府不具有相应的职责而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复议决定驳回了何〇〇的行政复议申请。既然何〇〇与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签订的《征地农转非人员安置协议书》《征地房屋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协议》时房屋没有位于渝府地〔2014〕1116号征地批复范围内，就不存在征收补偿，巴南区政府征地办公室与何〇〇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就是违法的。一审法院查明何〇〇房屋位于〔2020〕1186号征地批复范围内，巴南区政府应该对何〇〇安置补偿，但巴南区政府未依法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何〇〇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巴南区政府辩称，何〇〇巳于2016年3月21日签订了《征地房屋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协议》《征地农转非人员安置协议书》并领取相关补偿费用，巴南区政府巳经履行完毕补偿安置职责。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何〇〇的上诉请求。 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人民政府提交意见称，何〇〇户房屋在渝府地〔2014〕1116号征地红线范围之外，何〇〇自愿申请提前进行住房安置和人员安置转非安置，之后于2016年3月21日签订了《征地房屋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协议》《征地农转非人员安置协议书》，之后并领取相关补偿费用，巴南区政府巳经完毕履行补偿安置职责。何〇〇认为巴南区政府未补偿安置职责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何〇〇的上诉请求。 重庆市政府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重庆市巴南区征地事务中心未向本院提交陈述意见。 本院认为，何〇〇向一审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为：l．撤销重庆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重庆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责令巴南区政府对征收何〇〇房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并及时给予补偿安置。从诉讼中何〇〇陈述事实及诉讼请求内容来看，其实质诉请为：因原征地实施机构与其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但并无征收批复，而房屋现在处于渝府地〔2020〕1186号征地批复的征收红线范围内，故请求行政机关予以重新履行安置补偿职责。何〇〇提起的该诉讼类型为请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履行法定职责之诉则以行政程序中请求行政机关作成授益行政行为或特定内容行政行为为其终极诉求，该请求作为的新行政行为在诉请之前原本并不存在或被行政机关所否准，而与撤销之诉涉及的行政行为不同，撤销之诉的行政行为是诉讼之前巳经作出，且当事人提起诉讼目的是去除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回复至行政行为作出之前的原始权利状态。本案中，原征地实施机构于2016年3月21日根据何〇〇自愿申请而与其签订《征地房屋拆迁住房货币安置协议》《征地农转非人员安置协议书》。该补偿协议法律性质为行政协议，上述协议分别就住房安置和人员安置等载明具体补偿内容，均为何〇〇户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当时签订协议时并没有征地批复，但之后行政机关巳采取补救措施通过发布渝府地〔2020〕1186号征地批复将何〇〇户房屋等纳入征收范围之内，上述行政协议之前存在没有征地批复的瑕疵巳经获得治愈。当事人只有具备请求履行职责主观请求权（实体请求权）基础时才有权请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即主观请求权基础是提起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前提条件。何〇〇请求巴南区政府于协议签订数年之后重新请求再次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即系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作成一个新的特定“行政行为“法定职责，但何〇〇并未提供该涉案征收补偿协议被撤销或被确认违法等法律效力处于否定状态的事实根据，且该渝府地〔2020〕1186号批复实施时的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与原渝府地〔2014〕1116号征地批复实施的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并没有调整，故其针对同一征地事项再次请求行政机关重复履行征收补偿职责于法无据，不具有实体请求权基础，巴南区政府对此不具有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行政义务。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何〇〇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何〇〇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