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福建漳州平和县为推进县城开发建设，出台了群众 “购地自建房”政策，即允许县城居民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自建房屋。
1994年，平和县一户张姓居民取得了该县小溪镇一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后，于1997年盖起了一座约1500平方米的5层楼房（以下简称案涉房屋）。最初，经政府公示，案涉房屋产权以共有形式登记在张某1（香港居民）、张桂英（又名张红绒）、张某2三兄妹名下（共三个房本），三人各自持有一个房本，每个房本对应的建筑面积约为500平方米。
2018年，“大嫂”杨某（张某1“妻子”）系香港居民，将张桂英、张某2列为被告，张某1为第三人，发起确认案涉房屋为杨某与张某1“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该案经过福建省平和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和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开庭审理，2020年12月16日，二审法院最终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即案涉房屋所有权是杨某和张某1“夫妻”共同财产，张桂英和张某2不是案涉房屋所有权的共有人。
虽经法院二审，但张桂英认为该案存在结婚证未查实、关键证据的签字人李某作出相反陈述以及关于法院抵押签字事实释法不明确等问题，日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2021年8月18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受理通知书显示：“张桂英因与张某2（又名张某3）、张某1、杨某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二审法院于2020年12月16日作出的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已立案审查”。
结合案卷材料，与一般夫妻拥有两本结婚证不同，杨某、张某1两人共有四本于1984年10月22日经平和县人民政府盖章出具的结婚证。其中，平小字第166号结婚证（以下简称结婚证1）为简体字，（84）平字第001号（以下简称结婚证2）为繁体字（封面还有英文）。案卷材料显示，同一天办理的四本结婚证，杨某、张某1分两次向法庭提供。结婚证2、结婚证1是杨某、张某1分别在2018年9月11日起诉和2019年11月12日第三次开庭前向法院提供的。
根据张桂英一方提供的1984年时任小溪镇婚姻登记员林某的电话录音显示，作为从事婚姻登记30余年的林某没有见过带有繁体字的结婚证。同时，2021年9月7日平和县档案馆出具的一份证明显示：“经查，我馆无此份（平小字第166号）婚姻档案”。
二、曾经证明杨某、张某1两人出资建造房屋的重要证据签字人——李某，日前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公证声明。
一、二审法院支持杨某诉讼请求的最主要证据是2018年7月25日平和县小溪镇联星村委会盖章、村主任李某签字的证明书，该证明书还盖有福建省平和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第四工程处（以下简称第四工程处）的公章及黄某的签字。该证明书上的签字人——李某，日前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公证声明。同时，公开信息显示，福建省平和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已于2010年10月之前被注销，不具备2018年在有关证明上盖章的资格。
李某的声明显示，李某本人对2018年7月25日证明书所载明案涉房屋系于1994年由香港张某1、杨某“夫妻”发包承建，工程款全部由香港张某1、杨某“夫妻”支付（的情况）一概不知；李某本人在2018年7月25日签字的证明书是根据黄某的口头陈述和口头承诺（承诺内容：“李某在2018年7月25日证明书签字盖章，由此引起的一切纠纷和法律责任，由黄某自己承担，与本人李某无关）签字盖章的。本人李某在联星村民委员会任主任期间，福建省平和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第四工程处与联星村民委员会没有任何业务联系；本声明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之前与本声明书不一致的任何文件或口述陈述均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
三、案涉房屋（共有产权）银行抵押时张某1亲笔担保签字，被一审法院“忽略”、二审法院仅以委托书（未实际发生效力）关于案涉房屋描述不准确进行释法，完全忽略了张某1本人在银行担保签字的事实。
案卷材料显示，2011年2月19日，张桂英丈夫庄某由于经营所需向平和县大溪信用社办理以案涉房屋作为抵押物的时，张桂英、张某1和张某2亲自签名，办理案涉房屋抵押手续。其中，土地证、三本房产证、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抵押承诺书、抵押清单等均由张某1、张桂英、张某2本人亲自共同签名、摁手印及盖私章。尤其是张某1在“共有人”和“委托人”等处均有亲笔签字及摁手印。该事实被一审法院“忽略”，二审法院以“张桂英持有张某1的委托书将讼争房产办理抵押，该委托书载明张某1将‘本人名下’的房产用于抵押，而非将共有房产用于抵押，故抵押事实亦不能直接证明张桂英享有讼争房产的权利”作为释法，被张桂英认为法院对于文字表述过于苛求而忽略张某1本人参与抵押的整个签字过程。同时，该委托书因张某1亲自到银行办理了案涉房屋抵押手续而未发生过任何效力。
笔者认为，由本案案卷和张桂英提供的新证据显示，本案存在诸多没有查明且可能影响判决结果的相关事实，原审的法律适用也值得商榷。
首先，本案原告杨某向法庭提供未经中国香港公证和认证、不同办理机构（平和县民政局和平和县小溪镇）、同一天（1984年10月22日）和同一个机关（平和县人民政府）颁发、证号和字体（简体和繁体英文）均不同的四本结婚证以证明自己与张某1已登记为“夫妻关系”且起诉时仍然存续。根据1980年9月10日的婚姻法及之后的法律，并无任何规定要求香港居民到内地结婚需要办理四本结婚证。结合我国简体字规范，内地也不存在繁体字和英文的结婚证。张桂英提供的平和县档案馆的证明已证明简体字版的结婚档案（平小字第166号）不存在，由此可以合理怀疑结婚证1的真实性。杨某在起诉时是否与张某1存在夫妻关系是本案重点，遗憾的是，一审、二审法院对此事实均未查明。若杨某不能证明与张某1之间的夫妻关系，杨某就不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根本没有诉权。
第二，2011年案涉房屋共有人张某1、张某2、张桂英三兄妹均亲自在办理银行时，在房屋所有权证（三兄妹共有）、抵押借款合同、抵押承诺书、抵押清单等相关文件签字、摁手印及盖私章，该签字确认距案涉房屋初始登记已经超过15年，该事实作为确认案涉房屋是否为三兄妹共有的重要法律事实，一审判决书忽略不提，二审判决书语焉不详。我国法律规定，已经法定公示及事后追认的案涉房屋，符合物权法定。民法典第二百一十七条明确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本案2018年起诉时距2011年张某1的亲笔签字确认（银行）又过去了7年，法院对该事实没有查明，存在事实不清。
第三，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支持杨某诉讼请求的最主要证据是2018年7月25日平和县小溪镇联星村委会盖章、村主任李某签字的证明书，该证明书还盖有福建省平和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第四工程处（以下简称第四工程处）的公章及黄某的签字。根据张桂英提供的李某日前声明书，否定证明书内容的真实性，且从平和县市场监管局提供的证明也显示平和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早就不存在，其所属第四工程处系内设机构亦不可能存在。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注销公司依照相关步骤组织清算后，方能办理注销登记，公告终止公司，被注销公司也不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就好像一个人死亡后，其无法行使相关权利，也无法签订相关协议及出具任何证明。注销8年之久的第四工程处公章不知从何而来，杨某又如何获取该公章，黄某作为平和县小溪镇的退休党员干部又为何在没有法律效力的第四工程处公章处签字，上述行为是否涉嫌伪造证据？法院均未查明。
最后，原告杨某与张某1均为已在中国香港居住超过34年的香港居民，具有跨境因素。笔者认为，本案属于国际私法调整范畴，原告在本案中基于“夫妻关系”请求确认三兄妹共有财产为夫妻共有财产，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4条的规定适用香港法律。香港法律《已婚人士地位条例》（香港法例第182章）规定夫妻之间实行分别财产制，夫妻双方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并单独行使管理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因此，案涉房屋不属于夫妻共有财产，本案存在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张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