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雪白，后背微驼，现年81岁高龄的倪彬彬律师出现在上海市律协“女律师联谊会纪念律师公会成立百年座谈会”会场时，不少年轻女律师起身鼓掌。作为上海市执业时间最长的女律师之一，倪彬彬的一生，与中国的法治进程密不可分。
1953年本科毕业后，倪彬彬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律师，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后她第一批“归队”，执业过程中，她曾任上海市女律师联谊会第一任会长……
1956年初，倪彬彬受司法局派遣，参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担任一名日本特务骨干分子的辩护人。对方在中国搞间谍活动的时间比她当时的年龄还要长，卷宗材料摞在一起比她的人还要高，刚刚走出校门的倪彬彬差点打了退堂鼓。不过，她最终还是在司法部领导的鼓励下，接收了这一特殊任务。
在军事法庭上，当死里逃生的受害者在法庭上扒开衣衫给大家看浑身上下多处刀疤时，旁听席上泣声一片。“我在辩护席上真是坐也坐不住，汗水把衣服都浸湿了。”倪彬彬说，强烈的爱国情绪充满她的胸怀，可公平公正的法律精神也不断警醒着她。
“在某些时候，律师不能选择当事人，在每一个案件的审理中，我们都要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一想到这些，倪彬彬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专心投入“角色”。
案子审结后，当事人被送回国，不久，倪彬彬收到了一份由司法部转交的感谢信。信中，当事人表达了深深地忏悔和谢意，并承诺将用余生向和平的道路前进。
“案子审理得顺利，也因为我们当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只要认真、踏实，就再所不惧。”倪彬彬奉行一生的准则，如今也成为她送给青年律师的寄语。
头发一丝不苟，笑容和蔼可亲，这位可爱的老太太就如同平日里去开庭一样，独自一人来到了律协。87岁的她可谓上海年龄最大的女律师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她坚守工作理念，穿梭于大大小小的案件中，自得其乐。
1948年的夏天，黄艳英从厦律系毕业。“律师既可作大事，亦可作小事。”在这样的感染下，她对这个职业充满了憧憬。1951年，黄艳英跟随丈夫一同来到上海，改行进入外贸局工作。在此后近30年的时间里，黄艳英远离了她所热爱的法律事业，成为一名车间女工。
1982年，当王文正老会长找到黄艳英时，她正带着一副袖套劳动着。不假思索，黄艳英第一批归队，渐渐成为一名专做涉外的律师。此时，她已年过半百。
“那时就是一个忙，一个人同时代理50多家企业的法律顾问，但是却感到很充实。”忙碌的同时，她也不忘照顾所里的年轻人，在她眼里，他们都是她的孩子，应竭尽所能教他们。从她的所里走出了很多有名气的大律师，提到这些名字，黄艳英的眼里满是慈爱。
被王文正同一批找回来的，还有罗文。谈吐爽朗，思维敏捷的罗文律师，身上有着重重的侠女色彩。“我自小喜欢看侠义小说。”罗文说，加之她性格喜动不喜静，又喜打抱不平，大学时便选修了法律系。金庸先生当年在北大演讲时曾说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句话，也变成了罗文的座右铭。
大学毕业后罗文进入上海法院刑庭做审判员，1982年后开始改行做律师。八十年代，上海市普陀区全区人口83万，律师却只有3名，罗文是唯一的女律师。她一直提醒自己，要付出十二分的努力，不可落后于男律师。
80年代中期，全国掀起一股严打，案件像潮水般涌来。“那个时候，每天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经常是买两个馒头或者面包充饥，所以，我有了个‘雅号’叫‘馒头律师’。”罗文说。在罗文的辩护下，不少当事人都获得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几十年工作一路走来，罗文用四个词总结：认真、踏实、细微、耐心。“律师工作是一门负责的学科，不仅要掌握熟练的法律武器，更要了解人情世故、风俗以及社会现实。”罗文对青年律师建言，做好律师工作，需要三勤：勤动脑、勤动手、勤动脚，只要愿意付出，一定会有收获。
在女律师联谊会探讨职业精神的同时，市律协青工委也主办了系列纪念活动，在“青年律师纪念律师公会成立百年专题座谈会及知识竞赛“的决赛现场特邀上海律师界的翘楚，给年轻律师传经送宝。在古朴的公会旧址环境中，三位资深律师结合自己的经历和在场的青年律师一起分享“那些年，一起奋斗的岁月”。
朱树英律师笑谈自己43岁才从建筑业进军律师行业，较为幸运地结合了时代背景和特点，20多年不断赶路、孜孜追求终于成为了建筑房地产行业的专业律师；钱丽萍律师则坦言性格决定命运，她从“一本讲义走天下”转为君和律师事务所主任的经历让在场的青年律师深深感受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而朱洪超律师则谈起当年曾得到韩学章等前辈律师的慧点，并和青年律师一起回味了自己从大学毕业到法律工作者再到律协会长的成长历程，一起回顾了他作为法治信仰的追求者、实践者、推动者的发展心路。
谈到对青年律师的寄语，朱树英律师强调专业和品牌是律师发展的必由之路；钱丽萍律师坦言先打下广泛而扎实的基础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最为重要；朱洪超律师则希望青年律师要拥有法治的理念、专业的定位、良师与益友、成长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