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1年底，全国60岁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1.85亿，占到总人口的13.7%。正在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给整个国家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近日首次提请全国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备受关注。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修订草案明确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一规定也被大家通俗地理解为“常回家看看”。这是一首传唱十多年的老歌，如今却有可能成为法律。这个消息引发强烈争议，最主要是痛陈年轻人的无奈，以及质疑用立法手段是否真能收拾“世道人心”？当然，也不乏支持的声音，认为伸张了老人的权利，可以约束不孝子女。
2007年，郑州一对老夫妇，因为小女儿对他们“不管不问，从来不回家探望”，一怒之下将其告上了法庭。当年10月，法院判决：被告人不仅要每月向老人支付200元钱的赡养费，而且还必须每半月回家探望一次。
该案引起了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孝顺父母是传统美德，理应获得法律保护；反对者认为，司法虽然具有强制力，但若用来维护社会道德，并不是一件合适的工具。
首先得承认，谁也不能终结法律与道德之争，无论他怎么理解这个命题，也只是某个学派的信徒而已，抹杀不了其他学派。
最主要的对立，是“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的对立，它们各自宣扬“恶法非法”以及“恶法亦法”。
鉴于“实证法学”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因此，有必要放弃“自由裁量权”，在“实证法学”框架下考虑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违反法律的行为是违反最低层次道德要求的行为，但是反过来，并不是所有违反道德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行为。因此，不可能、也不应该将道德的要求规定在法律中。
还有一种逻辑很奇怪，虽然承认法律是道德的下限，却又认为，用法律来强制道德，就可以提高这个下限要反驳它很容易，类比一下，现在的贫困标准是每天消费1美元，难道说，我们把这个标准提高到100美元，就意味着穷人每天的消费从1美元上升到100美元吗？
我们强调法治，但是，一遇到问题就依赖立法，这是典型的法律万能主义的逻辑。法律不能管得太宽，通常来讲，法律规定的应该是最基础的社会关系，法律的标准应该是一个“最低标准”。
在德国哲学家康德看来，法律与人们的行为有关，而道德与人们的动机有关。人的善和爱，有自发、自愿的特点。作为受者，也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与法律强调客观后果是相悖的。
法律和道德的适用性存在差异，用法律去强制伦理，将显得过于横暴，其效果也很可疑，主要是避免“愚孝”。即使“孝法”的主张者，也强调了“适当避让”原则：子女在合法权益受侵害时，也可“适当避让”，但这期间，应将自己的下落告知父母或相关亲戚朋友，避免父母担心。
在法律实践中，还有一个名词“赡养抗辩权”。基本意思是，如果父母没有履行抚养和教育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权抗辩赡养父母。
还有，既然是“罪行”，证据如何采信，依靠电话清单、电话录音之类吗？要知道，当事人的感观可能存在很大分歧。
说到底，所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这样模糊的表述，只能是鼓励性的，不能是惩罚性的。那么，它不应该是法律，而应该是倡议书。
事实上，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益保障法》也涉及了“精神赡养”，第十一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这里说的“精神上慰藉”，题中之意，已经包含了“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然而，回到文首的案例，当时之所以引起轰动，也正因为相关条文缺乏可操作性，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
以后，如果有了类似的判决，如何确定执行情况呢？买点水果往家里一扔？或者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地唠叨到半夜？本来一个很主观的事情，若流于形式，就变味儿了。
2008年6月2日，辽宁省会发布公告，就《辽宁省老年益保障条例(草案)》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该草案第三十一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义务，与老年人不在一起居住的，应当经常问候、看望。”
2004年9月，南京市“老龄委”主任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不孝罪”，让不孝敬老人的逆子受到严惩。
2004年10月，四川省一位律师，郑重地向省提交《四川省父女家庭关系规定》(即“孝法”)，共6页，计22条，包含一些很有意思的条款，比如“录用公务员以孝为先”等。
提案人本身就是有专业素养的律师，当然知道没有操作性，不过，他显然更加看重人们的反响，“有人关注，这就够了”。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