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这个以全球为覆盖面的新冠肺炎疫情还在继续的危难时刻，几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这场疫情带给我们自己生活、工作以及事业和梦想的冲击。
如果你是一名创业者、一家公司的老板，想必在焦虑和不确定的等待中，已经开始了自救。想办法复工复产，想办法业务转型，想办法为产品销路另辟蹊径，希望可以损失少些，为自己赢取一线生机。
就像曾经身带各种版本神话和标签的罗永浩，从“锤子”的战场灰头土脸地归来，带着一丝不甘的表情，赤膊上阵，走进直播间，叫板带货女王薇娅，开启直播带货的新战国时代，也似乎在通过人生的另一个侧面，努力寻找一扇可以打开的“窗”。
在如今这个和平年代、商业社会里，企业存在一天，似乎就离不开商业规则、社会规则以及道德法则的制定者、遵守者和破坏者，甚至搅局者，还有因此而引发的各种意想不到的纷争。
于是，法律顾问——那个撑伞的人，便和与之服务的公司之间，结下挥之不去的“爱恨情仇”。（说明一下：这里说的“法律顾问”，不包括企业内设的法务部门，而是指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所担任的公司外部顾问。）
如同生病时总是下意识地想起医生，更如同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的健身、运动计划也往往是在病床上制订的一样，通常是一个公司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当然是那种自己不知所措、无所适从的麻烦，已穷尽所思以及人力物力还是倍感无力的时候，需要一名法律专业人士为自己出谋划策、保驾护航。
而那种发展良好、运营正常的公司，能够有“我需要法律顾问，而这正是因为有法律顾问参与其中”的远见卓识，则是非常了不起的，当然也是不多见的。就好比你每天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不会轻易有一个突发奇想：我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吧！
比如当下，疫情之中，没有“完卵”。企业在努力复工复产的同时，一方面，是面对既有产品或服务正常开展中遇到的各种客观障碍，以及诸多商业合作伙伴因自身难保而导致的各种违约，合同不能正常履行、货款无法按时到位等等。一个“钱”字，谁不资金紧张？另一方面，复工开张，赚钱与否，房租、员工工资都是要照付的，如何开源节流以及“说服”员工以和公司共渡难关的名义减薪降薪，都是每天让老板头大的事。
如果说，法律服务也算是一种“奢侈”服务的话，企业对于法律顾问也就有了更高的期待。更何况，经济越发达，社会服务的需求越“高级”。专业服务日益细分，也就更追求极致。
如果说成为一名律师需要一纸执业证书，那么成为一名出色的法律顾问，仅仅懂得法律却是远远不够的。
在越来越多的法律条文、合同模板可以用电脑、软件来完成的趋势下，如果说律师不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的话，那么只能是律师更懂得人心，更懂得你所服务的客户——那些计算机算不出的东西。如果你是一名公司的法律顾问，当然也应该在除了法律之外，更懂得公司经营和公司业务。
不久前，《律所再造：律所的宣言书》一书的作者潘言博写过一篇文章《律师了解业务，就是了解公司如何赚钱》，直言法务人员应该到公司各个业务岗位轮岗，以此了解了公司业务，才能从法律角度提出更有建设性的解决建议。
因此，当我们抱怨律师的工作不被认可、价值无法认同的时候，不妨也扪心自问：你真的了解和理解你服务的公司吗？——公司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是什么样的运营模式、商业模式和赚钱法则？
虽然从理性上，人们理解律师是一份职业，一份工作，律师同样有上下班，同样有亲朋好友、儿女情长，同样需要吃喝拉撒，但往往，公司一旦聘请了法律顾问，会根据自己遇到法律问题的时间，随时按下对律师的“呼唤铃”。也许你遇到了难题百思不得其解，也许你寝食难安彻夜难眠，急需法律顾问——希望像家庭医生那样一键到位即刻来到自己思想的“床边”，为你排忧解难。不过，也许那一刻，律师正在紧急处理另外一个案子，也许那一刻身体正有不适，也许那一刻正饥肠辘辘准备吃个不被打扰的饭。
当然，说这些都绝非为律师这个职业辩解。作为一名专业服务提供者，为客户排忧解难、冲锋上阵本是天职。所以有同行自嘲“我们从不加班——因为从未下班”。
一方面，法律顾问并不一定完全知悉公司决策一件事的全部考虑——很多时候老板心里想什么也未必全都告诉律师，难免仅仅从法律角度考虑问题——事实证明，仅从法律角度考虑问题，绝非性价比最高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律师作为专业人士，并不受公司职级的角色束缚，从一个相对超脱的视角提出问题，很多时候会更冷静、理智和客观。或许这也许是公司聘请外部顾问的原因之一。
有的律师会只听从公司的意见，叫干啥就干啥，不发表独立见解也就不会承担责任。而有些公司领导者也乐见其成，美其名曰“听话”。其内心深处的逻辑是“我花钱雇的律师就得听我的”。——是的，很多老板内心的真实独白是“雇”（雇员的“雇”），而不是“请”，只有面对面沟通或者写到合同上的时候才换成“聘请”。
而有的律师，如果生性耿直，敢于发表和公司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收到的第一个反馈就是，“你到底是谁的律师，怎么向着外人说话”，而老板则通常不会跳脱出自己的思维定势，忘记了“兼听则明”的古训。试想，谁不愿听好听的呢？
总之，法律顾问和企业两个基于合同建立起来的合作角色，要想“演”好都不容易，既需要合作，也会有碰撞；既需要信任，也会有对峙。前提是其中一方是否坚持，会不会妥协。
由于法律服务价值的认知不同、行业信息不对称，对于一个由市场调节的合作来说，总不是免不了讨价还价。
我曾经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为什么人们总是会和律师讨价还价，和医生却不会》。尽管商业合作的基础是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和一致，但其中对于法律服务——这种相对专业度较高的社会服务而言，还是缺少一点专业敬畏。
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你可以说嫌贵可以去找别的律师啊。市场的自由选择之下，如果你定的律师费贵了，“委托人”们用脚投票，等到没人找你，你自然会降低价格从而适应市场现实。但实际上现实并非如此。更多的情况是，委托人一方面认可你的专业能力，不愿意再去找别人；另一方面又毫无根据地认为太贵了，就是要求以更便宜的价格为他提供体现你能力的服务。
像指着一堆白菜，拍脑门说一年5万、8万、10万吗？注定有人欢喜有人忧。还是按小时计费？如何核定律师花费时间给企业服务带来的价值和回报？怎么量化？你说我花时间和你一起开会了，我还说我也花时间了呢？
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千差万别。有的人365元/年，一天一块钱；也有的人像电视剧《精英律师》里一样10万元/小时，一年几百万元的法律顾问费也不新鲜。关键要看什么人、什么事。
不管怎么说，最终双方协商彼此达成的一致，说白也不过是彼此妥协，从心里深处觉得“差不多”“合适”。究竟如何才是对彼此的投入产出比“合适”，未必完全都能量化计算的清楚。
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专业法律人士的支持和帮助，越发显得重要。这一点似乎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但同时，在市场经济的今天，选择哪家律师事务所、哪位律师来担任公司的法律顾问，却是实实在在的“买方市场”。
据官方数据，截至2019年，中国律师人数超过40万，北京这座一千多万的超大城市拥有律师近三万人。就社会总量而言，律师仍然是一个少数职业群体。但针对具有法律服务需求及支付能力的服务对象而言，明显仍然是处于“僧多粥少”的状态，不然怎么解释在京沪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律师行业激烈的竞争局势。
客观地说，就律师所能提供的服务而言，在多数情况下，一个律师所能提供的服务，具有全天下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情况，还是极少的。更多情况下，同质化、可替代性非常强。
有人说，律师也是手艺人，客户看重的是你纯熟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如果机缘恰到，由此刚好遇见就建立信任喽！
也有人说，现代社会复杂的法律事务更需要一干人等，建立一个强大的服务团队来解决，那种知名度高、规模大、公司化管理的律师事务所更容易获得青睐。
前几天，听到一位同行分享自己的服务心得时说，在面对公司的每一次法律需求，我们的响应态度是“我们永远都在服务区”。
这让我想起了，法律服务归根结底是一种服务。其中所蕴含的不仅仅是对每一部法律、每一个条款的烂熟于心，不仅仅是对每一个类似个案的处理经验，更是一种服务精神，一种服务态度。在这样的职业定位下，才会觉得7x24不过是律师职业的工作状态，才会觉得即便言听计从并非应有的服务品质，但因直言不讳伤到人也并非服务的完美表现。
“永远都在服务区”，不是因为律师行业本身的竞争压力下的不得已而为之，更是一种更高品质的服务追求。
专业会可能让人心生敬佩，但服务的体验感、获得感更容易令人信赖。既然担任公司的法律顾问，并非只是一个职务而已，其所输出的并非法律知识，而是一次系统化的法律服务，那么就不仅需要提供专业上的安全感，更需要提供一项服务应有的全部美好体验。
曾经有一个公司的法务经理向我抱怨，法务部在公司销售部门看来就是业务的“绊脚石”，总是会提很多风险，为此丢了很多单。
对于企业来说，商业利益是活下来的生命线，但依法办事、合规经营则往往是通往生命线的警戒线。发展是硬道理，但规则往往也是死命令，两者之间难免时有矛盾和冲突。
对于一名法律顾问来说，如果真正做到了懂公司、懂业务、懂商业、懂人性、懂人情冷暖，以专业人士的法律视角作为角色背景，把为公司谋求更大利益作为共同目标，相信很多事情一定会化危为机，峰回路转，而法律顾问也一定可以成为企业快速发展的“助推器”，而不只是“绊脚石”（当然，“石头”还是需要的）。
而当初，公司付给法律顾问的那一张支票，无异于是对公司未来的一项投资，而非不得不支出的昂贵成本。
如是这样，那又何尝不是一种双赢呢？在法律顾问的伴随和见证下，和企业一起经历和成长；而通过参与企业的发展历程，也同时丰富了律师的职业经验。
如果觉得自己修为还不够，暂时还不是一名出色、完美的法律顾问，那么就权当激励和鞭策自己，由此埋下一颗火种，为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储蓄更多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