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26日，鲁迅应老友林语堂（时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之邀，离开北京，经天津、上海，于9月4日抵达厦门，就任厦大国文系和国学研究院教授。1927年1月16日，鲁迅离开厦门，乘“苏州”号海轮赴广州。鲁迅在这里住了四个月又12天。
鲁迅起初抵达厦门时应该是轻松愉悦的，对于从未见过闽南风物也颇有点兴奋。安顿下来一周后，他寄了厦大的明信片给在广州的许广平，用*号标明了自己的住处，并诉说了自己对第一场飓风的感受。9月18日，他写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难得的充满童线日写给H.M.兄（害马，即许广平）的信中，他说“海滨很有些贝壳，捡了几回”，这个孩童似的鲁迅跟北京那个时时挣扎于苦痛与怀疑中的鲁迅大相径庭。“
那时，厦大以重金在全国延聘名师，鲁迅作为教授，月薪有400大洋。报酬丰厚，气候温暖，气氛又不浓郁，鲁迅本想在厦门好好呆两年，教书之外，“还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像考》和《古小说钩沉》印出。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最大的钉子就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这是顾颉刚晚年时在《自传》中用血泪写下的文字。其实鲁与顾并无深仇大恨，甚至也没有过什么直接冲突。关键在于，顾一连荐了五个朋友到厦大任教，这让鲁迅大为恼火。也许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据顾颉刚之女顾潮后来披露，顾当时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之嫌，并曾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便在报刊上将此怀疑公布出去，引起了鲁陈之间关于“抄袭事件”的连日笔战。
这个时候，鲁迅在生活上也有诸多不如意。小小的一间屋，既是卧室也是书房，还是厨房和餐厅，经常得自己生火做饭裹腹。林语堂1936年在美国所写的《鲁迅之死》一文中对此有深切的回忆，当时林语堂深感过意不去，常请鲁迅到鼓浪屿家中吃饭，甚至还带他到林巧稚家里听林的一位侄女弹钢琴。
在厦门的日子，恐怕是鲁迅彻底解开自己关于感情心结的一段必要的缓冲期。他在北京和许广平产生感情后，内心一直是惶惑和犹豫的。在厦门，他的心情愈发郁闷，对爱情的疑虑也逐渐加重。
“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积几文钱，将来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一点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再做一些事（被利用当然有时仍不免），倘同人排斥，为生存起见，我便不问什么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条我已行过两年多了，终于觉得太傻。前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须熬。末一条则太险，也无把握（于生活）。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11月，他写信试探许广平。
敏感的许广平回了一封十分激动的信：“……我自己还是瞎马乱撞，何从有光……你自身是反对遗产制的，不过觉得这份遗产如果抛弃了，就没有打理，所以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遗产……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的权利，我们没有必吃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照平素在京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不能吃苦的。”
这信毫不隐瞒自己的焦急和不快，一下子挑穿了鲁迅不愿解除旧式婚姻的内心原因，又热烈地鼓舞他作出决断。这样的直率而急迫，彻底打消了鲁迅的疑虑。他立刻回信，不再闪烁其辞：“我觉得现在H.M.比我有决断得多……”
12月底，鲁迅辞去厦大教职，“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看完学生的期末试卷后，他登上了去广州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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