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徐建律师在他的博客中，上传了《呼吁律师代表政协委员提案取消“看守所隔离网”》。建议中说：“全国律师中担任全国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律师，应该在即将召开的全国和政协会议上提出议案和提案，要求和建设部修改《看守所建筑设计规范》，取消看守所的隔离网及电话，使广大律师与公检法人员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使用同样的会见室，以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和律师法的全面实施。”
《律师法》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三十三条第一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
“一个明显违法的规定，如何让全国律师如此强烈反对，全国律协出面协调，历时两年而不得纠正？”2008年2月10日，落款日期记录着，正是在正月初四这天，这个问题“折磨”着徐建律师———他的身份，或许还可以表达为深圳律协前任会长。
在2005年担任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期间，在徐建的推动下，深圳市政法委协调公、检、法、司、安全五家联合发文，保障刑事律师的合法权益，并组织起草了《关于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的若干规定(草案)》。在征求律师意见的时候，广大律师反映最强烈的是，看守所“将律师会见室等同于家属会见室”。
关于看守所会见室的相关规定，可见于建设部、2000年7月26准、2000年8月1日施行的《看守所建筑设计规范》(JGJl27—2000)。在这部规范中，将原规范中“律师会见室应用金属栅栏分隔”，修改为“律师会见室和家属接见室，应用安全玻璃或普通玻璃加金属防护网分隔，并安装双向免提式对讲器和必要的戒护设施”。
“2000年以前，律师与公、检、法一直同用一个会见室；2000年以后，律师会见加了玻璃、加装电话而且还，和犯罪嫌疑人家属同用了另一个会见室。”
“我在2005年召开的全国律协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要求和建设部修改《看守所建筑设计规范》的议案，得到包括全国律协朱洪超等5位副会长在内的，全国105名律师代表的附议，大家一致认为：《看守所建筑设计规范》为强化部门管理而淡化服务意识，将律师会见室等同于家属会见室，设置玻璃和金属防护网，安装对讲器进行，给律师工作带来极大不便，严重侵害了律师的执业权利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应当拆除。”徐建说。
“有的地方的看守所只有一部电话，两位律师怎么会见？”“‘隔离网’在公、检、法、司中只针对律师，很不公平。另外，在这样的形式下会见，有的律师担心会被。”
来自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6位代表，一致提出这一建议案，反对“分隔网”。他们的理由是：“门认为，在看守所设立隔离装置是为律师安全考虑。但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律师是犯罪嫌疑人聘请为其辩护的，不可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我国律师制度恢复以来，还从未发生过此类事件。”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建议案，100多个大腕律师签字，我想这回能够解决了。然而，时隔两年过去了，全国律协领导遗憾的答复我，‘协调无效，不同意修改’。”徐建说：“这使我感到十分不解。”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了《律师法》，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三十三条第一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
为了了解律师在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最新情况，主要从事民商事法律业务的徐建特意接办一桩刑事案件。
看守所给徐建留下的印象是：“很多话筒都年久失修。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只能分别在两边大声吼，仍然互相听不清楚。”“如果让犯罪嫌疑人辨认一份文件，律师要将文件贴到玻璃上，如需签字还得交给看守递到里面去。”“两个律师会见形同虚设，一个律师要在听完后口述，另一个律师才能记录。”“这样会见最大的感受是对律师执业的侮辱，对律师行业的歧视。”徐建深深感到中国律师地位的提高，已经时不我待。
北京市宝华德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心研律师，在北京同样遇到看守所电话不好用的情况：“没办法记录，而律师会见记录是很重要的证据。”
“感觉很不好！”李心研律师说：“律师和犯罪嫌疑人感觉都不好，‘隔离网’让一些犯罪嫌疑人感觉自己已经是罪犯，甚至放弃辩护。”
“律师会见，设‘隔离网’很不方便。”2月29日下午，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兰亭刚刚走下飞机：“有的地方的看守所只有一部电话，两位律师怎么会见？”“‘隔离网’在公、检、法、司中只针对律师，很不公平。另外，在这样的形式下会见，有的律师担心会被。”
在《关于在律师会见时取消看守所“隔离网”的提案》上签名的，还有十一届全国政协律师委员于宁、何悦、刘红宇、施杰，以及吴德立律师所在的社科30组的部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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