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16日，《河南商报》报道了《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称一个叫王书金的人，供述自己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线年痛苦、见人不敢直视的聂家人内心得到些许安慰。由此，聂母张焕枝开启了一段漫长的申诉路。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昨天上午，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正式解除了与刘博今律师的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了最早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两人于当天下午抵达山东济南。今天上午，李树亭将联同陈光武律师前往山东省高院，申请阅卷。京华时报记者施志军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官方微博宣布，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当天晚上7点半，刚刚看完天气预报，张焕枝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那头，一名律师告知了这一消息。这一进展，张焕枝兴奋不已。随后一段时间，她的电话被“打爆了”。
“我相信我们国家法律的正义，我也一定能为我儿子洗刷冤屈，直到我死。我不管石家庄中院、河北省高院怎么想”，张焕枝一再强调，国家在进步，法律也在进步。只是，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否等到儿子正名那一天，而眼下只有先好好地活着，等待着结果，“因为我一直都没有白跑，这些年来的坚持，还有这么多好人在帮我。”
昨天下午，张焕枝正式解除了与刘博今的委托协议，重新委托李树亭律师，在他的陪同下，二人已于当日下午5点抵达山东济南。随后，张焕枝又与陈光武律师签署了委托协议。记者多次试图联系张焕枝及其委托律师，但对方均委婉拒绝，称希望今天再见。
“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张焕枝说，“但也抱着最大的期望，我要叮嘱山东高院，希望他们抛开网上的东西，专心复查这件案子”。
1994年夏天，年仅20岁的聂树斌生活得很安稳，家里给买了600多元的山地车。不料当年，他就因涉案被警方带走、羁押。1995年被判处死刑，并在当年被枪决。
第二年，聂学生(已经在石家庄联碱厂上了20年班)，同村人眼中的老好人，因无法承受这一事实，受不了工友议论，动起了轻生念头。藏了1个多月后，他终于趁老伴儿张焕枝出门的时候，整瓶服下。
幸好发现及时，经过抢救，聂学生的命虽然保住了，却也因此患上了偏瘫，卧床不起，吃喝拉撒都靠张焕枝一人照料。同时，因无法正常工作，单位的工资也一下降了一半。
知子莫若父，躺在炕上的聂学生心里一直认为，孩子是被冤枉的，“我儿子根本就没那个胆儿”。在亲朋好友的鼓励下，他下定决心，不能再这么“傻”下去，开始自己做恢复性的锻炼，一来可以减轻张焕枝的负担，二来也表明从灰暗中走出去的决心。
翻身、爬动、下炕……渐渐地，他能自主从炕沿挪到堂屋，然后再返回去。训练效果日见，他又让张焕枝缝了两个装满20斤沙的沙袋练习臂力。
这一系列的锻炼，聂学生都咬着牙挺了过来，用他自己的话说，“也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过来的”，后期康复训练时，他还在村边一处河沟连摔了两次，导致左膝内软骨骨折，打钢钉拔钢钉，一晃又是半年过去了。其间，张焕枝还患过一次耳聋，除了在石家庄市里上班的女儿聂树惠偶尔来照料，大部分时间都是两位老人相互鼓励，硬撑。
2005年3月份，熬过10年光阴，低着头做人的张焕枝在得知王书金的名字之后，感到压在心上的石头一下轻了很多。
看到张焕枝心情有所改善，村里人这才敢当面和她提起聂树斌可能是“冤枉的”。正是这三个字，10年的忍耐化为申诉的动力，张焕枝开始踏上漫长的申诉之路，她一次次，辗转于各级公检法机关，试图通过一点点的努力推动案件“翻转”。
王书金的出现，让张焕枝既恨又欢喜。她认为，王书金犯下的罪、孽先一步让聂树斌承担了；而自认“真凶”的王书金，又给她带来“翻案”的希冀。
前两年，由于没有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张焕枝每次都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无判决书不接受申诉立案”为由拒绝。下聂庄村50余名村民陪同张焕枝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索要判决书，河北高院终作出答复：判决书不能给，理由在于，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判决书必须送达被告人近亲属，但“聂树斌案”是在此前审判，“可给可不给”。
这一次，张焕枝被彻底激怒，“既然可给可不给，为何不给！”无奈，张焕枝只有一条路可走——请求当时收到判决书的受害者家属。但她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2007年，在好心人帮助下，被害女子康某家终于同意提供复印件，通过特快专递寄给了张焕枝。
叫天不应地不灵的张焕枝心里再次燃起希望，申诉也终得立案。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函告张焕枝，聂树斌案申诉材料已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
张焕枝凌晨5点起床，给老伴做完早饭便匆匆出门，经过2个小时车程，早早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号。运气好的话，领完号，她需要等三四个小时，见到“聂树斌案”承办法官王琪，询问申诉进展。然而，立案之后，河北省高院却始终以“在核查”让她“再等等”。这一等又是7年。
步行到5路公交站，经过1个多小时车程，到西里转一次车坐一站，再步行15分钟。这段从下聂庄村通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路，张焕枝记不清走了多少次。9年108个月，至少每个月一次，母亲张焕枝为给儿子讨个公道，她不断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申诉。
每月至少一次的申诉，相关花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为了省钱，有一次，张焕枝从河北高院回家的时候，手里没有零钱，“转两次公交得3块钱”，张焕枝说为了找零，她走到一处菜市场，原本想在那儿买东西，看看水果摊，看看烙饼摊，又看了看熟食摊，终究还是不舍得花钱，最后买了一根冰棍，“10块钱花了1块，正好够坐车的零钱”。
有一次快到河北高院的时候，步行经过民心河，走着走着，“我的腿就走不动了，疼得不行不行的”，膝盖的剧痛，她一点一点挪着，靠在了河边栏杆上，“我一个老太太，想想自己多难啊，揉着膝盖很久，才稍微好一点，可是我那泪就下来了。”
10年，这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家庭过得抬不起头，两位老人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丧子之痛又几近拖垮这两位老人。
在同村人眼中，聂树斌“老实得很”，是典型的内向性格，加上家里看管得也严格，不相信事情是聂树斌干的。在村民们看来，张焕枝和聂学生是故作坚强，虽然对外人从来不提聂树斌。
聂家的生活平静而清贫，历经变故，家中的布置仍透着仔细。推开漆黑油亮的院门，院内收拾得干净利落，正房客厅里一张方桌靠着墙，桌布绑得结结实实，白色地板砖明亮如新。记者采访过程中，每次问其亲朋好友，张焕枝都表示，“不用问他们，只问我一个人就行了，别人的生活就不要打扰了”。
张焕枝说，儿子走的那几年，日子没法过，每天靠看电视缓解，只看法制频道，直到现在，《今日说法》也是老两口最喜欢看的栏目。春晚，他们也不怎么看，“看晚会那热闹样，更难受，想想要是树斌还在，那得多好，再看看身边就我们俩，孤零零的，总是缺少点儿啥”。他们期望着，从电视节目中寻找到一些与儿子案件的相似之处。
而聂学生则听不得有关聂树斌的任何事儿，听到了就会声嘶力竭。因此，每有记者到访，张焕枝都尽量不让老伴在旁边，“他大脑受刺激，怕他再犯偏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