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和赵女士原来都是某中学的英语教师。后来杨先生辞职，到亲戚的外贸公司打工，几年后自己开了一家外贸进出口公司。由于生意好得忙不过来，于是赵女士辞职开始帮丈夫打理生意。10多年过去，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并慢慢涉足房地产开发、路桥建设等。赵女士也从职场退回到家庭主妇的位置，并随女儿去国外伴读。
这类离婚案件主要出现在一些新上海人中。他们双双来沪打拼，白手起家。很多夫妻在创业阶段，苦打苦拼却相安无事，一旦事业成功，双方就开始把持不住，在各自的生活中迷失方向。这样的案子很多，多为男方出轨，也有女方因男方全心扑在工作上，自己难耐寂寞，有了新欢后，为瓜分财产而离婚的。
从事IT行业的“80后”小伙子王勇(化名)是湖北人，在张江高科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工作中认识了一个上海姑娘。谈了近一年，互相见过家长就结婚了。因为刚工作不久，王勇买不起房子，只好住在女方家里。
一开始，丈母娘也觉得王勇不错，收入可观，人也聪明。不过，天长日久，这位丈母娘对女婿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觉得他的收入跟女儿差不多，两人又育有一子，要不是住在自己家里，女婿的日子也够呛。有一次，丈母娘居然当面训斥女婿，说她倒霉，不仅养着个老子，还要养着个外孙！于是家庭矛盾公开了。
王勇跟丈母娘反目后，夫妻俩不得不买了一套期房。然而，丈母娘与女婿的关系并没因此改善。更让王勇苦恼的是，在几年的共同生活中，由于丈母娘的介入，动摇了他们夫妻的感情基础。
买房后，夫妻双方为房贷等问题多次发生争吵，丈母娘竟然逼迫女儿离婚。在四年的婚姻里，妻子在母亲与丈夫之间也是筋疲力尽。在面临抉择时，她选择了妈妈。
无论是外来女婿还是外来媳妇，要融入上海家庭，都是很困难的。他们在语言上的沟通存在障碍，在饮食习惯上也存在分歧，特别是跟长辈住在一起，家庭一般都会出现问题。这类情况在代理的离婚案中比例不大，约占8%。不过，外来女婿的离婚率跟外来媳相比，还是比较低的。相比外来媳，外来婿一般工作技能强，收入比较高，在家庭生活中能Hold住。
20岁的上海女孩小兰开了一家卖服装的网店，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她认识了大她2岁的浙江小伙张强，张强在一家装修公司做设计，家境殷实。两人相识不到两个月就开始同居，小兰也很快就怀孕了。结婚后，两人的生活并不美好。
小兰开网店，联系人都是网上来网上去，人员成分比较复杂，有时候聊天的尺度比较大，让张强没法接受。于是张强让小兰把网店关掉了，小兰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张强想到自己就是从网上找到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也有可能同样经不住别的男人的。他越想越担心，就将小兰锁在家里，不许她单独外出。有一次，小兰悄悄出门了，被张强知道后毒打了一顿。
在“80后”“90初”这代人中，闪婚闪离的现象并不少见。在他经手的离婚案中，有半数以上为婚外情，而网络社交中发生婚外情的又占据了一大半。这一代人的生活中离不开网络社交平台，但是一旦走入婚姻，他们又普遍存在着一些网络焦虑。
小侬麻辣点评：唉！以前社交机会少，谈朋友结婚都要靠媒人介绍，现在网上交新朋友不要太方便，反而没安全感了！
洪先生一家从杨浦区迁往南汇的时候，拿到了三套房子和100多万元的拆迁补偿金。此前洪先生在一个小区当门卫，住到南汇后，洪先生夫妻俩可以不再上班了，但是他的妻子顾女士闲不住，给一家点心店做售货员。刚满50岁的洪先生则开始安享晚年，在小区的棋牌室打发日子。
生活失去目标的洪先生随后开始赌钱、吸毒，还同时跟几个女人周旋。很快，输光了100多万元，还先后卖掉了两套房子。离婚成了这对动迁户夫妻无奈的选择。
这类人也是在富贵发达后，夫妻不能善终。一些动迁户为文化层次低、社会阶层低、工资水平低的“三低”人员。他们一直过着经济“紧凑”的日子，突然面对城市动迁的巨额补偿，一夜暴富的“三低”们不知所措，产生很多新的社会问题。
小侬麻辣点评：唉！以前的人苦苦盼了一辈子等不到动拆迁，即使蜗居也能幸福，现在动迁一夜暴富，房子票子都有了，家庭却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