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骑车上高架逆行到玩火险些烧毁房屋以及用石头划损16辆豪车等,面对此类儿童的行为,很多人可能只能是无奈地说一句“这些熊孩子”。“熊孩子”的称谓似乎也有了贬义的味道。
程平源:“熊孩子”现象背后,是一种人格荒芜化现象,原因则是目前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品格教育缺失。
“熊孩子”现象不仅仅是孩子存在的问题,也存在“熊孩子”现象,不能将其孤立地看作个体的品格问题。实际上,这种现象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会造成影响。
记者:如今,关于“熊孩子”的段子漫天飞。有些孩子疏于管教,源于父母在现实生活层面的缺席,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总是不能在家；还有一些孩子所表现出来的无人管教,则是他们的父母几乎像神一样无所不能,毫无选择地满足孩子的大小愿望,竭尽全力地把“家”的边界无限延伸。
储朝晖:“熊孩子”的特征,可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自我控制能力可能比其他孩子差一些,或者说自我控制的可持续性不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行为能力,指的是完成某一件事,他的能力不如其他的孩子,或者是他的一些想法与行为之间不能一致。
程平源:“熊孩子”的养成首先反映出的是目前幼儿教育理念的问题。一个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模式决定了他的行为模式,中国现在的幼儿教育是以家长为中心,代际之间的教养是以的态度为中心来教养孩子。现在,家长以自己的需要来教育孩子基本上成为一种全民现象。
实际上,孩子的教育应该按照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特征来进行,孩子的心理需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对爱和安全感的需要,如果缺少必要的爱护,缺乏安全感,很容易导致孩子做出一些偏激行为；二是对秩序感的需要,孩子其实是特别渴望被管教的,但很多中国家长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如何管教孩子,经常以的态度来对待孩子,管教的失当也很容易导致“熊孩子”出现。
另外,溺爱孩子的现象,实质上仍然是以为中心的教育方式,尤其是隔代教育。那种对孩子的格外溺爱,我们称之为对孩子的“宠物化”,他们没有明白孩子真正的需要,这会严重影响孩子的心理特征和之后的行为模式。我们通过对一些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研究发现,很多未成年人的不当行为都是父母或亲人的过分溺爱造成的。
记者:的确,为人父母者在陪伴孩子成长过程中,更应该做的是勇敢承担起“规则制定者”“规劝者”甚至“惩罚者”的权威角色。这样,才可以保证孩子走上社会时不会被各种现实的规则碰得头破血流。
程平源:这其中还涉及教育的问题。孩子教育的源头应该是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建立孩子的道德品格,但我们目前的所谓家庭教育基本上是对学校课程教育的补充和配合。
此外,还有社会环境的问题。不仅“熊孩子”会有破坏规则的行为,很多成年人也会有破坏秩序的行为,他们缺乏秩序、文明、规则的概念。从社会的角度看,“熊孩子”只是这种现象的一个幼儿版本,文明并不仅仅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问题,也需要外部的制度保障。
记者:面对孩子的教育,有的家长太忙没空,有的家长用钱买孩子听话,有的家长拳打脚踢,有的家长方法用尽不知咋办,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违法乱纪。在此背景下,一个新的词语——“亲职教育”被叫响。“亲职教育”其实并不新,是西方国家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倡导。俄罗斯学者称之为“家长教育”。近年来,我国广西、上海、四川、江西等地相继探索开展“亲职教育”。
储朝晖:“亲职教育”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包括很多机构、公司都想做这个,但是考虑得过于简单了。
一个家庭如何去教育孩子是一个多样性的问题,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包括父母的文化水平、家庭的价值认同以及习俗习惯等。我觉得,这样一种多样性的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而“亲职教育”似乎有一个标准,规定了家庭教育怎么教育才叫好,规范地只能按一种方式来教,这个假定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记者:的确,当所谓的概念不能转化为相应的具体操作时,往往会出现相反的效果。据我们了解,目前在一些省市推行的“亲职教育”,其实是对父母实施的教育,通过加强或改变父母的教育观念,使父母获得抚养、教育子女的知识和技能。这种教育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改变父母各种不正确的观念,包括对学校的评价标准、对教师期望以及对子女的成就期望等；其二,获得并掌握抚养和教育子女的知识与技能；其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更新对子女的教育方法以及教育理念。
储朝晖:我觉得适当增强这种家庭教育的内容方法、增加这些信息是有必要的,但是把它办成一种产业,或者政府部门简单地介入,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程平源:我不否定“亲职教育”,只要它能对社会起促进作用就是好事。但是,在制定这样的政策时应该考虑到三个问题:教育什么?为什么教育?怎么教育?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并不能够做到一切,它需要完善的配套制度和设施。就孩子的教育问题而言,它不仅仅是家长的问题,很多时候也根本不是家长的问题。比如,对于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的子女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亲职教育”能够解决的。留守儿童出现一些问题该归咎于家长吗?留守儿童的家长进城务工本身就是一种被动的选择。
记者:对于“亲职教育”,早在3年前,海口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便开始积极探索,成立了家长学校。不过,家长的学习积极性似乎不高。据媒体报道,有的家长课程快结束才来,有的干脆结束了才来,还有的听课中途出去抽烟。也有业内人士认为,需要从立法层面对“亲职教育”作出一些规定。比如目前,《武汉市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修订草案)》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根据该修订草案,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放任未成年人有违法犯罪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依法纳入强制亲职教育名单,督促其接受亲职教育。
储朝晖:从法律层面来讲,目前开展“亲职教育”也缺少可以作为依据的法律法规,所以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之前提到,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就是孩子的父母,政府部门在其他方面介入太多,这本身就是不对的,政府部门也不可能做到那么多。
我认为,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让家长有整体的了解,推动家庭教育理性化科学化发展,要避免家庭教育走进煽情。
程平源:这和不愿看心理医生是同样一个道理,我们对“心理问题”“亲职教育”的认知观念存在误区,认为这是一件丑事。当我们的社会认知将“熊孩子”“亲职教育”等贬低为一种不道德、一种坏的事情时,家长自然不愿意参加这种“亲职教育”。
从国家法律法规方面,“亲职教育”应该制度化,但这种制度化应该是在法治的前提下,而不是在行政权的前提下。同时,现代文明国家会有大量社会组织出现,来补充政府部门管理不到的一些领域,但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组织力量比较弱,可能导致虎头蛇尾局面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