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六，著名作家许钦文家里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姬情凶杀血案，此案案情惊奇，狗血滔滔，更是牵涉无数文化名人在内，比如鲁迅、
这就是八卦史上非常有名的“刘陶惨案”，而案件主角就是两位如花似玉的少女，陶思瑾和刘梦莹，但这仅仅只是开始，而后许钦文和陶元庆之间超乎寻常的关系也慢慢浮出水面。
今天笔者带大家一起看看造成“刘陶惨案”的前因，详细经过已经在本人另一篇《那些事，震惊的姬情，女同情杀第一大案》中有述，本文重点讨论许钦文和陶元庆、鲁迅三人之间的关系。
据陶元庆的授业恩师丰子恺回忆说：“陶元庆和许钦文关系非比寻常。”事实上在绍兴读书时，许钦文就和同窗的陶元庆就友情日笃关系匪浅，后来两人一起到北京谋生，又同住在绍兴会馆，朝夕相处，更是志趣相投。”
陶元庆长相秀气，才气逼人，但是家境贫寒，时常要靠好友许钦文的接济，而单身的许钦文每次去看望陶元庆的时候，都送他生发油，雪花膏，手帕，花露水之类的东西，当时的女人必备四件套。
似乎许钦文真把性格内向又腼腆的陶元庆当作一个需要疼惜的女人去看待，而陶元庆似乎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情谊笃深非浅。
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名人，浙江绍兴人，师从丰子恺和陈抱一等西洋画名家，陶元庆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书籍装帧艺术家，在中国现代书籍装帧史上，采用新颖的图案装饰作为新文艺书籍的封面设计，陶元庆是第一人。
陶元庆来北京后，很快在其好友许钦文的牵手下，要求其为鲁迅作为文艺理论讲义而翻译的书《苦闷的象征》做封面，陶元庆欣然接受，没有多久就将作品转交给了鲁迅，鲁迅看后十分满意，于是邀约陶元庆。
但是陶元庆性格内向，甚至与羞涩于见人，拒绝了鲁迅多次的见面邀请，直到鲁迅让许钦文转而邀请，陶元庆才和鲁迅相见，这年12月3日的鲁迅日记上记有:午后陶璇卿、许钦文来。
后来陶元庆又为鲁迅的《彷徨》作封面，陶元庆用橙红色为底色，配以黑色的装饰人物和傍晚的太阳，上下两段横线，简练地概括了画面的空间，而人物的动作似坐又似行，满幅画面被紧张的情绪所包围，将彷徨表现得恰到好处，又耐人寻味。
陶元庆还为鲁迅设计了《出了象牙之塔》、《工人绥惠略夫》、《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坟》、《朝花夕拾》等。
鲁迅非常欣赏这位故乡的艺术青年，对他几乎常常不惜不加任何掩饰的褒奖，一段时间陶元庆成为了鲁迅的御用装帧设计师，但其实陶元庆内心最厌烦装帧封面，因为求助他做装帧设计的人越来越多，这是性格内向的他无法应对的，因此他所接的封面设计，大多都是许钦文要求才做。
然而陶元庆最具代表性的装帧封面，则是他为许钦文的小说集《故乡》设计的大红袍，他一生把最多的的封面都送给了许钦文，比如《鼻涕阿二》、《蝴蝶》、《毛线袜》、《一壶酒》等。
1929年夏天，多才又劳累的陶元庆最终因为一场风寒而丧命，而他居住的地方竟然只是一个又小又闷热的小居室，事实上生活中他疲于搬家，设计的封面他也不是以获利为目的，导致生活贫困，无以为食，在北京的时候鲁迅时常接济与他。
陶元庆的去世让许钦文异常悲痛，他一段时间痛哭不能自拔，甚至人也消瘦了许多，有段时间他就一个人坐在陶元庆喜欢的西湖玉泉道旁边发呆。
当许钦文写信告知鲁迅先生，陶元庆去世的消息后，鲁迅先生异常悲伤，并在日记中即记下了准确的时间:1929年8月6日午后8时。
鲁迅还向许钦文详细探问陶元庆病重的情况和他的家境，并拿出300元钱，托许钦文善后陶元庆后事。
在陶元庆逝世的地方--西湖畔，许钦文举债买了三分多地，购了建筑材料，并在陶元庆生前喜爱的西湖玉泉道旁造了坟墓，题名元庆园，并且种上了花卉和柏树。
为保存陶元庆的画作，许钦文四处奔波，最后在石塔儿头莲花凉亭旁觅得一块地皮，负债建成“元庆纪念室”。又在旁边造三间平屋，作为自己的寓所，真可以说是情深意切。
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纪念堂的存在，导致了另一段的悲剧的产生，甚至是他一生陷于囹圄之中而不能自拔，最终导致了他自己所写的无妻之累之中。
1932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六，破门而入的许钦文发现倒在血泊中血流不止，衣衫丝丝缕缕的刘梦莹，地面上有断发一缕，皮鞋一双，还有一把菜刀。
这让这个平时就胆小的男人胆战心惊，忙差人报警，并急送伤者抢救，但刘梦莹最终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许钦文作为房主，自然与案情关系重大，警方随即将他扣留起来，送往岳坟警署。次日，他被移送到杭县（今杭州市）地方法院，等待法官讯问。
许钦文原以为自己案发时不在现场，又有保姆邻人作证，只因屋主关系被警方扣留，一俟讯问结束便可回家，谁知事与愿违，不仅未能马上释放，还被转入法牢，事态似乎越来越严重，实则是被刘梦莹的姐姐刘庆荇以谋财害命告之，而法院以无妻，瓜田李下的嫌疑，关押了许钦文一月之多。
按法庭当时的判词说：“明则设立已故陶元庆艺术展览室于己宅，以资号召，实则引诱意志薄弱之女生”]。
后来查无实据就释放了许钦文，没想到这让在杭州的湖南为愤慨，恰此时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是湘人，此事至此从二人纠纷变成二省纠纷，热闹越来越大，而许钦文的麻烦也是越来越多。
最终杭县地方法院宣判陶思瑾无期徒刑，许钦文“意图奸淫和诱未满二十岁之女子脱离享有亲权之人”，处有期徒刑一年，陶思瑾杀人证据确凿，被判处无期徒刑。
一年官司似乎没有吃，他丢了饭碗，只得去了四川教书，再上诉最高法院，次年8月16日开庭，“妨害家庭”罪倒是洗脱了，却又变成了“窝藏”、“组织”——因为发现刘梦莹是个共青团员，当庭被铐上，投入军人监狱，蹲了一年大牢，至1934年7月10日才由鲁迅托蔡元培保释出狱。
事实上鲁迅一直关注着许钦文的遭遇，他一开始就不相信许钦文会“谋财害命”，给时任浙江监狱典狱长的陶书臣写信，要陶书臣公正办理。
许钦文被释放后，鲁迅为许钦文无罪释放而暗自庆幸，可没过几天，他又从报上得知许钦文再次被捕入狱，鲁迅决定托人保释。他本想通过蔡元培营救，但蔡氏正在生病。
他就写信给好友许寿裳，让其转请陈仪营救，因陈仪在军队任职，不能出面担保，鲁迅还是通过蔡元培打招呼，将许钦文保释出狱，改判一年徒刑，缓期两年执行。
晚年许钦文在《卖文六十年志感》中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鲁迅先生也；从监牢里营救我脱离虎口者，亦鲁迅先生也。
抗战爆发后，当局宣布所有在押犯一律保释，已改判为无期徒刑的陶思瑾也被释放，她恢复自由后嫁人为妻，而其结婚对象据说是早前审判她的那位法官。
只有可怜的许钦文，被时代玩弄于股掌之间。纵然三角恋爱渐渐为人遗忘了，他也下狠心结了婚摆脱了“无妻”的暧昧身份，却仍有着“元庆纪念室”的债务要他背负。
这出了命案的房子卖又卖不掉，带也带不走，只能跟了他几十年，直到1956年债务才还清。80年代，房子拆除，建起两幢大楼，他本以为是给文联的人居住，谁知不是，此时他长期住医院，也实在理不了了。
只有陶元庆是永远忘不了的，1936年陶元庆逝世七周年，他说：“元庆死去已经整整七年了；期间我曾两度入狱，上法庭廿多回；西走蜀，陷入火线，东漂海，数遇飓风，死了父亲又死了母亲，所受祸患不能算不多，刺激不能算不大，但都没有元庆死时那样使我紧张。”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事件已经久远，所有人物都背着自己的历史使命来来去去，才华横溢的陶元庆只是为了在中国近代史上闪烁一下自己才华，同样作为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的鲁迅只是让这一颗星多闪烁了一刻。
而陶元庆和许钦文之间深沉的牵绊和友谊，仍然能感动今天许多人，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情，永远钟情于陶元庆，尊重他们，也是一种文化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