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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参考案例：金融机构再另行要求交纳服务费但未提供服务的属于变相收取利息——陈某诉中国工商银行某分行合同纠纷案
金融机构与借款人签订融资顾问服务协议，协议签订时间、服务费计算方式、协议约定服务内容与双方另行签订的金融借款合同相关联，但金融机构并未提供除正常借贷业务之外的其他融资顾问服务，所收服务费属于变相收取利息，借款人请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工商银行某分行向陈某收取26438元个人融资顾问费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1条规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借款人认为金融机构以服务费、咨询费、顾问费、管理费等为名变相收取利息，金融机构或者由其指定的人收取的相关费用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提供服务的实际情况确定借款人应否支付或者酌减相关费用。本案中，工商银行某分行除在金融借款合同约定利息外，另行收取了陈某个人融资顾问费。从时间上看，融资顾问服务协议签订时间为2011年9月6日，借款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9月19日，两者时间非常接近；从融资顾问服务费的收取标准看，双方约定按融资额（额）的20%支付；从服务的内容看，主要即是帮助借款人获得29万元的，因此，该融资顾问服务费与涉案直接相关联而没有直接表现为借款合同中明示的利息。工商银行某分行向陈某发放29万元，系正常开展业务行为，不能视为提供了应有的融资顾问服务，其收取该费用实质上变相增加了融资成本，显然不合理，应予返还。
02、参考案例：单位工作人员涉嫌刑事犯罪不影响对方当事人依据合同对该单位提起民事诉讼——曹妃甸某银行诉迁西某商贸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民刑案件是否构成“同一事实”，是选择刑事程序吸收民事程序还是“刑民并行”程序的核心标准。如何认定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交叉中涉及的事实是“同一事实”，总体上看，应该是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主体相同，且案件基本事实存在竞合或者基本竞合的，可以认定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构成“同一事实”。如果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与刑事案件的主体不一致的，不能认定为“同一事实”。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事实与民事案件的基本事实无关的，即使主体相同，也不构成“同一事实”。即如本案中行为人董某某，在正常订立合同后采取欺诈手段拒不还贷，涉嫌职务侵占罪、伪造、变造、买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因金融借款合同的逾期还款违约事实的认定，不受合同履行过程中犯罪的影响，人民法院对金融借款纠纷可继续审理。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在由唐山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借款法律关系中，存在出借人营妃甸某银行与借款人迁西某商贸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以及出借人曹妃甸某银行与唐山某公司的抵押担保关系两种法律关系，而担保人唐山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某某个人涉嫌职务侵占罪，并不涉及担保法律关系。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与借款法律关系中的担保人并不重合。唐山某公司提供担保与董某某个人涉嫌职务侵占两个行为实施的主体不同，且民事案件争议的事实与构成董某某刑事犯罪的要件事实不同，唐山某公司因董某某刑事犯罪所受损失与本案审理的借款担保法律关系无关，曹妃甸某银行请求迁西某商贸公司、唐山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责任主体与刑事案件的责任主体并不一致。故本案审理的借款担保法律关系与董某某涉嫌职务侵占犯罪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应适用“刑民分离”的原则。曹妃甸某银行对迁西某商贸公司、唐山某公司提起民事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法院应予受理。原审以董某某利用职务便利所涉犯罪行为与本案所涉存在关联为由，裁定驳回曹妃甸某银行的起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原审裁定适用法律不当，予以纠正。裁定本案指令一审法院审理。
03、参考案例：第三人向债权人承诺代为偿还债务，未明确免除原债务人的清偿义务，债权人亦不认可债务已经转移，应认定构成债务加入——揭东某行诉吴某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第三人以自己名义与债权人签订还款协议，约定第三人分期代为偿还债务人欠债权人的借款及利息，但“代为偿还”一词不能当然说明债务已转移。在没有改变原借款合同内容和债权人没有明确表示免除原债务人的清偿义务情况下，且债权人明确表示不认可债务已经转移，应认定第三人对“代为偿还款项”构成债务加入，债务加入不影响担保责任的承担，第三人应与债务人、连带责任保证人共同向债权人承担清偿义务。
关于肖某浩与揭东某行签订《保证担保合同》《还款协议》是否构成本案的债务转移的问题。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债务加入与债务转移不同，债务加入不免除债务人的债务责任，债务转移则将债务转移至第三人，债务人自转移生效之日起不再承担债务。本案中，肖某浩与揭东某行于2016年8月30日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约定肖某浩自愿为揭东某行与某阳新能源公司、吴某标、肖某光、肖某阳签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所形成的债权作为债务人的保证人向揭东某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不能构成本案某阳新能源公司的债务转移给肖某浩。肖某浩与揭东某行于2017年1月24日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协议约定肖某浩同意分期代为偿还某阳新能源公司结欠揭东某行的借款600万元及利息。肖某浩与揭东某行签订还款协议的行为对于某阳新能源公司结欠揭东某行借款600万元及利息的债务构成了债务加入，并没有改变《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的内容、也没有免除原债务人的偿还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且作为债权人揭东某行并没有明确表示免除债务人的债务，故肖某浩分期代为偿还某阳新能源公司结欠揭东某行的借款600万元及利息构成了债务加入，并不能构成债务的转移。因此，肖某浩与揭东某行签订《保证担保合同》《还款协议》不能构成本案的债务转移。
04、参考案例：联户联保最高额借款责任限额应以户为单位——某银行诉崔某甲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因联户联保所组成的联保小组以户为单位，故在最高额限度内承担责任时亦应以户为单位，而不能让每户的每个人均在最高额限度内承担责任，否则，将变相加重联户联保小组家庭成员的还款责任，背离联户联保业务的初衷。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涉案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借款合同系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某银行作为方已按约定足额发放借款，崔某甲亦应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因合同对于定期结息的节点未作明确约定，法院按照有利于债务人的原则确定借款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未月的20日。联户联保是指金融机构对联户联保小组成员发放、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最高额联户联保是指农户自愿成立联保小组后，向金融机构申请办理在合同规定的额度和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的联保，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该笔借款系联户联保借款，在最高额限度内承担责任时应以户为单位。某银行在保证期限内要求崔某丙承担担保责任，崔某丙的保证责任已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向保证人之一主张权利的效力及于其他连带责任保证人，故崔某乙、齐某某、崔某丁、刘某某、崔某戊、赵某乙的保证责任亦已发生。某银行未提供证据证实保全费用及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05、参考案例：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作为非公司企业法人，其接受本单位的股金作为质押权的标的，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某制品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Ⅰ、农村信用社的性质是为社员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地域性、性、合作性的特征，不属于公司法人，其接受本单位的股金作为质押权的标的，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质押合同有效。
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出质登记的股权为公司股权，农村信用社股金是信用社成员投入的资金，不等同于公司股权，以农信社股金出质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26条规定的“其他股权”出质的范围，也不属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的范围。出质人向质权人交付了股金证，且办理了冻结止付登记手续的，出质股金不能再流通，可认定质权已设立。
Ⅲ、借款期限持续至农信社改制后，农信社股金转变为农商行股权的，为旧贷有效设立的股金质权是否需要完善登记手续，应根据担保的从属性原理进行分析。属于“借新还旧”的，主债权消灭，股金质权也消灭，但为旧贷提供股金质押的担保人同意继续为新贷提供担保的除外；属于“循环”和“展期”的，因主债权并未消灭，质权仍然有效。
（1）根据《质押（反担保）合同》约定的内容，结合反担保的法律规定以及诉辩双方主张，足以认定该合同是某投资公司向某农商行提供质押担保的质押合同。对于合同无效的认定，应当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且必须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审再审判决适用的《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股权质押有关问题的批复》，并非法律或行政法规，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2条第五款规范的对象为依照该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但某农商行在改制前是某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办理案涉借款及股金质押时尚未完成改制，当时不属于公司法人。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为社员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地域性、性、合作性的特征，在企业性质、设立宗旨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与公司企业法人均有很大区别，其成员投入的股金与公司股票亦明显不同。某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作为非公司企业法人，不适用公司法，其接受本单位的股金作为质押权的标的，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案涉《质押（反担保）合同》及《借款展期协议书》中的质押条款，不存在无效的法定情形，应属有效。
（2）2016年2月签订《质押（反担保）合同》时质押标的是“股金”，“股金”是信用合作社成员投入的资金，其出质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26条规定的“其他股权”出质的范围。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2条“以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出质，办理出质登记的，适用本办法”之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出质登记的股权为公司股权，而某农商行在改制前不属于公司法人，以其股金出质也不属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的范围。事实亦表明,案涉股金出质未能在工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是登记部门的原因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29条规定：“权利质权除适用本节规定外，适用本章第一节动产质权的规定”，第212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本案中，当事人在设立担保物权时，某投资公司出具了《股金质押（反担保）登记申请书》，向某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交付了股金证，且办理了冻结止付登记手续，案涉出质股金不能再流通，即无法转让或向他人再出质，已经起到保障质权人的质权能够顺利得以实现及预防再出质或转让的作用，因此可认定当时质权已经设立。2016年的借款合同系循环借款，约定的借款期限为两年，在额度有效期内可随借随还、循环使用，某制品公司2017年1月归还借款后再借款，使用的仍然是2016年的借款合同，不属于“借新还旧”，而2018年签订的《借款展期协议书》本质上是对借款合同还款期限的变更，并未形成新的债权，且当事人约定为展期借款继续提供担保。因此，虽然此时某农商行已完成改制，并可到工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但主债权是同一个情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77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担保物权消灭：（一）主债权消灭；（二）担保物权实现；（三）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四）法律规定担保物权消灭的其他情形”之规定，本案不存在担保物权消灭的情形，质权仍然存在。因此，某农商行诉请某投资公司以质押担保的1000万股某农商行股金处置款优先用于偿还某制品公司的本案全部债务，应予支持。
